傅盛在硅谷的观察,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激起了国人心中不小的波澜——Meta这样的美国AI巨头,核心圈子里竟然要靠中文来敲开门?
会议一结束,技术大拿们立刻切换频道,用中文讨论模型调优、算法细节,让一旁的老外同事只能干瞪眼,甚至不得不发邮件抱怨被挡在了信息壁垒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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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景,让不少国人直呼“解气”,仿佛看到了“全世界说中国话”的梦想在硅谷的核心实验室里提前上演。
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傅盛自己就有切身体会。
几年前去硅谷谈AI,还得苦哈哈地恶补英文术语,生怕“算法迭代”这种词发音不准耽误事。如今再去,发现技术交流“基本上都是华人”,直接用中文就能聊得飞起。
这种转变,核心原因赤裸而直接:技术的话语权,握在了谁手里,谁的语言就成了最高效的工具。
Meta砸下据说总包接近1亿美金的天价,从OpenAI挖来余佳辉这样的技术牛人,由他牵头成立的“超级智能实验室”(MSL),首批11个核心骨干里7个是华人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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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顶尖大脑大多来自OpenAI、谷歌DeepMind,肚子里装的是最前沿的大模型研发经验。
当他们聚在一起,面对复杂的算法逻辑、微妙的技术难点,用最熟悉的母语交流,效率自然碾压非母语的英语。
这不是什么文化优越感,而是纯粹的技术效率选择——用中文能更快、更准地传递关键信息,减少歧义。
那个感觉“被排斥”的老外,他感受到的职场尴尬,本质上是全球AI人才结构大洗牌、技术权力中心悄然东移带来的阵痛。
语言,从来都是实力的影子。
当华人工程师成为AI创新的核心引擎,中文的普及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无关刻意排外,只关乎谁在创造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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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个硅谷,Meta绝非孤例。
马斯克的xAI,12人创始团队里5位是华人,包括年轻的95后联合创始人。
OpenAI负责新一代GPT-4o多模态模型迭代的17人关键团队,6位本科毕业于清华北大。
谷歌DeepMind的Gemini模型,核心推理框架是两位中国博士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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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说明问题:英伟达黄老板在GTC大会上直言不讳,全球一半的AI研究者来自中国,这是最大的单一群体。
保尔森基金会的报告追踪显示,美国顶级AI人才中,本科毕业于中国大学的比例,短短几年就从2019年的27%飙升到2022年的38%,首次超过美国本土的37%,并且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拉大。
硅谷AI圈的核心层里,华人占比已近半壁江山。
当这些顶尖项目的创新源头、决策核心被华人工程师占据,技术研讨中自然流淌出中文,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行业现象。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世界说中国话”的时代已经降临?
中文的强势崛起,目前高度集中在特定的、由华人深度主导的技术领域,尤其是AI研发的核心圈层,以及中国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产业链环节,如稀土,外国买家必须使用中文提交合规文件。
在这些特定场景里,中文确实从过去的“可选项”变成了实打实的“准入门槛”甚至“工作语言”,就像过去想在华尔街混必须精通金融英语一样。
不过,跳出这些亮点区域,现实依然骨感。
在基础科研领域,90%以上的顶级学术期刊论文仍以英语发表。
高端芯片设计、尖端生物医药研发等关键领域,英语仍是绝对主导的通用语。
而文化软实力层面——好莱坞大片、全球流行音乐、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英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依然占据压倒性优势。
中文本身的复杂性(四声调、汉字系统)对非母语者构成了相当高的学习门槛。
全球范围内,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人数超过15亿,而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主要集中在大中华区,约1.7亿。
英语构建的全球性“面状覆盖”网络,其广度和深度,是目前中文的“点状突破”还远不能撼动的。
但是,Meta核心团队要求中文,以及稀土贸易必须用中文,这些现象传递出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中国在特定尖端技术领域和关键产业链上,凭借人才优势和产业掌控力,正在赢得规则制定的部分主动权。
中文的流行,正是是这种技术硬实力和产业话语权提升的伴生品和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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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标志着我们的顶尖人才正从昔日的“技术执行者”蜕变为“创新引领者”,一种基于技术实力的文化自信正在觉醒。
硅谷公司为了留住这些顶尖大脑,不得不适应甚至主动接纳中文工作环境,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向文化适应”。
未来的路还很长,这一刻,我们见证的是力量,也是征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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