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卖灵魂就行！“爱国”媒体人卖酒被讽，郭松民：替高志凯尴尬

近日，媒体人郭松民评价知名“爱国”媒体人高志凯“带货卖酒”时称：

“思想性、时事性评论员和商业明星不同。对后者来说，流量就是目的本身，对前者来说，观点才是目的，流量是附带的，是第二位的”。

“所以，思想性、时事性评论员不应该带货，带货，别人就怀疑你是为了流量而哗众取宠，故意扭曲观点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自证清白”。

“所以，看到老高有点尴尬地带货，心里也有点替他尴尬，并且惋惜”。

如果郭松民不仅认为评论员不应带货，且还能做到洁身自好——他自己不仅不带货，还能做到只做观点输出，而心无流量与利益，即成为一个不为名、不图利的媒体人，如此的言行一致，确实会令人高看一眼。当然，郭松民先生真的做到了吗？

不过，评论员就不能带货了吗？带货就一定会影响其观点输出吗？这其实倒也不一定吧？

毕竟，任何人都要生存、生活；作为媒体人，通过写作和观点输出、思想传播的同时，还能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太正常不过了——可别以为鲁迅不要稿费，还能生存下去吧？

而媒体人带货，其实也是一种劳动的报酬、回报，这不是什么尴尬事和丑事，其实只要做到了“取之有道”，就没有任何问题。

像高志凯给酒代言、直播带货，亦非所谓“爱国媒体人”中的孤例。

比如，被人称作“宋忠鹅”的宋忠平也在带货卖酒；司马南也曾扮作李白状，装作酒仙的模样，为某酒业代言做广告；还有北京大学的“三妈的教授”——孔庆东，也是经常在自媒体账号上发酒的广告。

别看这些人总在暗戳戳地为过往的“老路、回头路”招魂，但干这种带货卖酒之类摇动“资本主义小尾巴”的行为，他们显然也是极为热爱与擅长。

但毕竟，现在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则像高志凯、司马南等所谓“爱国媒体人”以此为业、为生，甚至可以说在“爱国”人设的加持下，早已是赚得更加盆满钵满，也仍属正常事。

有人挥动“镰刀”，有人成了“韭菜”，但只要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也是这些人的一种“自求多福”之自由。

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显然都要有底线——特别是对于有一定知名度的媒体人而言，当然更须如此。

什么是底线？对于媒体人之流的文人而言，可以说，“不出卖灵魂”就行！

媒体人的工作，是输出观点、理念、思想，如果像郭松民所言，因为带货的原因，却将私域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那确实会影响到观点的正常和正确输出。

比如，有人给你5毛钱，或有人给你5000元、5万元，而你就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那显然就会逾越为人做事的底线。

再次举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像司马南自我塑造了所谓的“为民说话的爱国者”形象，可事实上，他不仅偷偷在美国买房，还对此隐瞒了十余年，其意欲何为呢？也是不言自明吧？

曾经大义凛然地大骂那些偷税漏税的明星，但最后，司马南却因自2019年来的偷税行为，被罚了近千万元。

如此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人，显然就已完全跌破了道德与法治的底线。这时候，人们就会明白：其当年拿爱国当幌子的行为，实则是用“爱国生意”的路数，抹黑了爱国本质上的纯洁性！

所以，如果像高志凯、宋忠平、孔庆东们卖酒带货的同时，并未影响到其言行的真实性、一致性，那么，这些人的生意经，也并非不能存在。

但是，如果一边嘴上虚空高喊“反美是工作”，另一边身体极为诚实的“去美是生活”——比如，去了美国等其反对的外国购地买房；还要遮遮掩掩、文过饰非，那显然就是居心难测了。

而如果像司马南那样，一边在中国说着成筐的美国坏话，另一边却屁颠颠地跑到美国买房，成了美国的纳税人，还对着美国的电视台说“美国就是民主自由的天堂”，那显然就是一个“两面人”了，就是掉入底线之下的不堪做派了。

同样，像宋忠平大夸“俄国人民最感欣慰的是开疆拓土”云云，这显然就在往底线之下滑落了——怎不想想，是谁被苏俄历史上抢走了50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呢？

还有像司马南、孔庆东之流，一边享受着改革开放的诸多时代红利，也可以带货、代言赚取不菲的收入，但却宣扬相反、背离的“左歪”之“老路、回头路”理念，这显然是对时代的悖反，是一种拉国人回落于不堪过往的大倒退。

特别当一个文人为了利益，竟然出卖最为宝贵的灵魂时，则其屁股就会坐歪，歪嘴的和尚就会乱念经，并因此走向了国家与人民的反面！

所以说，保持做人的底线，是对所谓文人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只要不出卖灵魂，则任何人都有在道德与法治框架内追求利益的合理性。

因此，对于媒体人带货一事，既不要一棍子打死，但也应要求其有底线思维；媒体人的商业行为不应是灵魂的拍卖会，而应是文明的试金石！否则，一颗被熏心酒肉淹没的灵魂，又怎能谱写出真善美之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