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 | 当身体成为可替换的容器：赛博科幻如何重新定义“人”？

数字世界中的数字心灵、成长性的人工生命、可能失能的老年群体……当代赛博小说通过对身心、生命、年龄等的想象性书写，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未来技术社会（及其风险）的窗口。赛博科幻不仅是幻想未来的剧场，还应成为未来伦理机制的思想实验场。

原文 ：《赛博科幻：洞察未来技术社会的窗口》

作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一平

图片 |网络

当代赛博科幻小说想象了高度数字化与虚拟化的生存图景，构建出一种以技术—身体—意识关系为核心的叙事范式。在这一语境下，童年与老年作为“边缘生命状态”进入到赛博叙事之中。

解放“心灵”：科幻中的身心二元性

人类的身心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难题。而在21世纪的赛博科幻小说中，作者往往以一种激进方案处理这一难题：通过对未来技术的想象，演绎了一种身心分离、转换的可能性。在科幻小说的近未来世界中，意识代表心灵，能够被数字化，如同数据一样可被存储、下载、替换，身体则成为可替换的“容器”或“外壳”，身心可以自由地分离与重组。如在理查德·摩根的《副本》中，意识可被备份、传输并放入新的身体中，权贵豪富可以通过意识备份和身体克隆等技术实现“永生”；在威廉·吉布森的《边缘世界》中，数字化的人类意识还能够在不同时间线（多元宇宙）之间穿梭：在进入新时空后，心灵可以寄居于其接收器——“扩充亚体”（身体）之中并展开活动。这种“心灵为主体、身体做容器”的技术设定，揭示出赛博科幻对未来人类的想象：意识、思维、信息等成为“人性”的核心，肉体的重要性却相对下降。

当然，这种“数字心灵”的假设与当代学界的具身（embodiment）理论相冲突。“具身性”强调身体在认知和存在中的关键作用。具身理论认为，情感、记忆、欲望均植根于具体的身体经验之中，人类无法通过简单的数据信息复制对其进行完整再现。然而，在赛博科幻中出现的“意识进入不同的扩充亚体”（如成年人的意识进入儿童身体）等情节，意味着小说所想象的未来技术社会推崇的是心灵本体论，而身体往往被视为心灵（意识）的容器，甚至是附属品。小说的此类设定典型地体现了以笛卡尔的观点为代表的“身心二元论”，并借助对高科技的想象将其进行了具象化演绎。赛博科幻小说的创造性正在于人类在其故事中能够以一种数字化身心二元的分离与组合状态生存。不过，心灵不可能同时维持一个以上的多主体状态，而且始终需要一种实际的寄托（身体）。这种寄托形成了新型的、流动的身心一体性——相对于当代的现实，它显得高度自由，但显然并非无所限制。

非人“数字生命”的童年与成长

身心二元论构成了赛博科幻中数字生命形态的基础。而在此之上，科幻小说也在探索新生命形态对人类生命变化的映射——青春期的成长、老年期的衰朽等。如特德·姜的《软件体的生命周期》演绎了数字新生命的童年，弗诺·文奇的《彩虹尽头》探索了老年人类与赛博世界的关系，这些作品想象了在信息化社会和赛博空间发展之下的新人类与新生命模式。

“人工生命”是人类对生命的数字化模拟。在《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作者设想了一种名为“软件体”的数字人工生命，小说探索了软件体及其意识或心智的成长问题。软件体被设计为具有学习能力、情感反应和个体差异的数字生命，主要生活在如“数据地球”等虚拟平台中。其初始状态如同人类婴儿，需要人类加以“领养”，并在语言、认知、情感等方面进行长期培育。

这种具有成长性的“软件体”设定打破了人工智能小说中常见的“出现即成熟”模式，强调了“心智成熟”是一个社会性、交互性过程，并突出了“养成”这一伦理维度。在小说中，人类养育者与软件体之间的关系逐渐超越“用户-产品”关系，转化为类似“父母-子女”的情感联结；同时也出现了大量软件体被弃养、克隆、滥用等现象。小说将人类社会中人与动物、人类的亲子关系模式投射到了人与人工生命的关系中。然而，无论是将数字生命当作动物（宠物）还是儿童，它都被看作了一种“有限的人”，其权利和地位尚未得到真正的认可。这也引发了一个前瞻性的未来伦理问题：人类是否承认“非人”的人工数字生命的主体性？数字生命是否应享有类似人类（如儿童）的权利？

“加速社会”的老年人及其困境

与《软件体的生命周期》想象的数字生命的童年相对，《彩虹尽头》将目光投向了数字社会中的“被遗忘者”——老年群体。在小说中，身患阿兹海默症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顾因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在75岁时恢复了健康，却在清醒后不得不面对一个已经高度赛博化的社会。此时，人们日常通过“隐形眼镜”看到“增强现实”效果叠加在实物上形成的图像世界。“隐形眼镜”和“网衣”已经成为人类接触“现实”的中介。顾不得不重新进入高中课堂，开始学习技术社会的“新现实”。

小说这一有趣的设定揭示出了技术社会中老年人的信息掌握与失能困境。哈尔特穆特·罗萨指出，在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中，技术改变了作为基础的时间标准，“加速”成为其重要特征。由于现代社会的技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高度动态性、复杂性和随机性的增强，人们处于不断升级换代的环境中——世界总体呈现为快速的“以新替旧”的境况，且爆炸式增长的新技术更替周期越来越短。因为社会的形态变化过于迅速，人们积累知识的模式和效率有其局限性，这便导致了人们在青年时期获得的技术和信息知识等，与当代新知识技术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大。这样的鸿沟便对年长者形成了“加速摩擦”：因为人类的身体状况、智识水平、学习能力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老年人掌握新技术信息知识等十分困难。而且，在这种信息化（乃至赛博化）持续深化的社会中，任何世代之人在进入老龄阶段之后都将面对需要不断学习、掌握新技术的生存状况。因此，任何来自年轻一代的“文化反哺”都无法完全改变老年人成为技术加速的“受害者”的境况——这也是整个当代科技文明的典型现象。

从总体上看，在科技迅速发展的社会中，长辈无力教导后辈，甚至可能缺乏理解后辈及社会环境的能力。老年人不仅失去了“知识传承者”的传统地位，还必须向晚辈学习最新技术，因此在社会象征系统中被视为“失能者”。科幻小说关于技术与老年的文学想象揭示了信息社会深层的时间结构变异：代际地位和关系不再稳定，老年人逐渐成为“技术遗民”。日新月异的技术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否定，可能造成其社会性的“提前死亡”——他们的存在可能不再被视为社会财富，而成为社会“负担”。

“混合现实”与新生命伦理

显然，赛博小说多以批判的态度渲染技术社会的异化趋势，其真正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指出趋势与问题。在未来社会中，确实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现实”：以一种“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的形式为基础，即在所谓虚拟和现实交融的“混合现实连续体”中，一端是最基础的物理、生物现实，另一端则是纯粹的数字国度；而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物理现实与数字空间一体化、相互交融的世界里，即如《彩虹尽头》《边缘世界》等赛博科幻中广泛出现的混合现实。在这样的混合型“新现实”中，人们不再强行区分两个世界，人类、人工智能体、人工生命等都可以生活于这种融合性的“大同世界”中。人类既可以用肉身在其中活动，又可以选择借助自身所映射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来参与。

“新现实”也并非只有科幻小说所批判的负面效应。比如，对于新技术社会中的老年人，目前设想较多的是藉由个体家族成员或社会化力量进行“信息反哺”。然而，正如《彩虹尽头》所展现的，这些方式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对此，人们的预想或许可以不局限于现有的信息传递与服务模式，而考虑新现实中的新力量。正如“数字孪生”可能为相对应的个体提供医疗监控、诊断和学习帮助等一样，它或许能更无微不至地帮助老年人，使其能够更大程度地适应社会的加速——如果包括老人在内的每个个体都可以拥有个人化的数字孪生，而这种化身既是本人的“映射”，又掌握丰富的信息和技能资源，那么便有可能为老年人提供较为合宜的个性化服务和帮助。当然，数字孪生不完全对应于个体，它也可能拥有自由行动的状态，而其行动和决策则应受到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限制。

当代赛博小说通过对身心、生命、年龄等的想象性书写，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未来技术社会（及其风险）的窗口。赛博科幻不仅是幻想未来的剧场，还应成为未来伦理机制的思想实验场。数字现实下的生命体不再局限于有机物种，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定义：数字世界中的数字心灵、成长性的人工生命、可能失能的老年群体，共同揭示了一个未来的核心命题：当技术力量超越了人类自然局限，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人”，如何设定相应的伦理规范？无论如何，相关规范应考虑不同形态的生命（平等）权利问题，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生命形态（如童年期的人工生命与老年人类），并通过制度性安排（如是否在数字算法设计中引入“年龄敏感性”等因素），塑造一个不滥用、纳入性的未来“新现实”共同体。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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