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相亲失利，媒婆的女儿却追出来：我妈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直到很多年后，王晓燕还会笑着问我，如果那天她没有追出来，我是不是就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总是抽着烟，看着她被岁月温柔浸润过的脸，想了很久也答不上来。从1988年的那个秋天算起，三十多年的日子就像厂里车床转出的铁屑，细碎，滚烫，有时候还挺硌人。

我只记得那天相亲失败后，我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感觉整个世界都灰蒙蒙的，像没烧透的煤球。我以为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一个普通的工人，配上一段普通甚至有点窝囊的开头。

可故事，偏偏就是从那个灰蒙蒙的下午开始的。

第1章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尊严

1988年的秋天，我们红星机械厂的空气里，除了铁锈和机油味，还飘着一股子荷尔蒙烧焦的焦虑味儿。厂里二十五六岁还没解决个人问题的男青年，一抓一大把。我，陈建军，二十六岁，不多不少，正好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我在车工三班，每天跟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手上磨出的茧子比我爹的年纪都厚。人有点闷，嘴也不甜，见了姑娘脸就先红一半，话到了嘴边能吞回去八句。我妈急得嘴角起泡，天天念叨：“建军啊，你这条件又不差，根正苗红的工人家庭，铁饭碗，怎么就找不到对象呢？”

我知道我妈说的“不差”，是那个年代的标准。可现在不一样了，改革的春风吹进来，姑的心也活泛了。人家想找的，是供销社的、邮电局的，再不济也得是个跑业务的，见多识广，能搞来处理价的布料和稀罕的“的确良”。我们这种浑身机油味儿的，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香饽饽了。

托来托去，我妈终于通过厂工会的王婶，给我说了一门亲。

王婶是我们这一片儿有名的媒婆，一张嘴能把稻草说成金条。她说的那姑娘叫李莉，在县百货大楼站柜台，人长得漂亮，跟画报上的明星似的。我妈一听，眼睛都亮了，当即拍板，塞给王婶两条大前门，让她务必把这事儿办成。

为了这次相亲，我们家跟过年一样郑重。我妈翻出了家里所有布票，去扯了二尺蓝色的卡其布，请裁缝给我做了条新裤子。我自己，则把我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里里外外擦了三遍。

那车是我攒了快一年的工资买的，车铃擦得锃亮，阳光下能晃着眼。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这辆车不亚于后来的小汽车，是我作为一个男人，为数不多的脸面和尊严。

相亲的地点定在县城的“红旗照相馆”门口，时间是周日下午两点。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新裤子有点硬，硌得慌，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一遍遍地用袖口去擦车把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两点整，王婶领着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姑娘准时出现了。那姑娘就是李莉，果然跟王婶说的一样，皮肤白，大眼睛，烫着时髦的卷花头，走在灰扑扑的街上，像一团跳动的火。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就乱了。准备了一路的话，全卡在了嗓子眼。

“李莉，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建军，小陈。红星厂的技术骨干！”王婶热情地把我往前一推。

我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你、你好。”

李莉的目光在我身上溜了一圈，从我明显不合身的旧衬衫，到崭新却土气的卡其布裤子，最后落在我那双沾了点泥的解放鞋上。她的眼神很亮，但那亮度里，我没看到惊喜，只看到一丝一闪而过的、礼貌的审视。

她微微点了点头，声音像百货大楼玻璃柜台里的玉镯子，清脆，但有点冷：“你好。”

王婶是个场面人，立刻打圆场：“哎呀，你们年轻人自己聊，自己聊！我去那边供销社买点东西，你们先熟悉熟悉。”说完，她就脚底抹油，溜了。

只剩下我和李莉，还有我那辆锃亮的自行车，杵在照相馆门口，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你在……厂里具体是做什么的？”李莉先开了口，像是完成一项任务。

“我是车工，就是……操作车床，加工零件。”我努力想让自己的工作听起来高级一点，但“车工”两个字一出口，就感觉矮了半截。

“哦，那挺辛苦的吧？”她客气地问，眼睛却看着街上驶过的一辆吉普车。

“还、还好，习惯了。”我挠了挠头，“你们站柜台也挺累的，一天到晚都要站着。”

“我们那是为人民服务。”她淡淡地说，语气里有种职业带来的优越感。

接下来的对话，基本就是这种模式。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或者干脆就是“嗯”、“哦”、“是吗”。她的注意力显然不在我身上，而在街上的行人、商店的橱窗，以及任何能让她目光停留的东西上。

我感觉自己就像车间里等着被加工的零件，被她用尺子量来量去，每一寸都不符合图纸上的标准。我那辆引以为傲的自行车，在她眼里，可能还不如她柜台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

最后，还是她先看的表。“哎呀，快三点了，我得回去了，晚上还要跟我姐去吃饭呢。”

我知道，这是结束的信号。

我心里一阵失落，但还是强撑着面子说：“那我……我骑车送你吧？”

李莉看了一眼我的自行车，嘴角似乎撇了一下，很快又掩饰过去：“不用了，太麻烦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很近的。”

那句“太麻烦了”，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我明白，她不是怕麻烦我，是嫌弃坐我的自行车。那一刻，我感觉我精心擦拭的车铃，都发出了自嘲的哑音。

我没再坚持，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走向不远处的公交站台，那个红色的身影，没有一次回头。

我一个人推着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秋风有点凉，吹在脸上，也吹进了心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笑话，那条新裤子，那辆擦得发光的自行车，都成了这场失败相亲的滑稽道具。

回到王婶家的小院时，天色已经有点暗了。王婶正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择菜，看见我，脸上堆起笑：“哎呀，建军回来啦？怎么样怎么样？跟李莉聊得还好吧？”

我把车停好，垂着头，闷声闷气地说：“王婶，我看……这事儿八成是黄了。”

王婶手里的韭菜停顿了一下，但立刻又恢复了常态，她“嗨”了一声，语气轻松地说：“年轻人嘛，第一次见面都害羞。别急，婶儿再去帮你问问。李莉那姑娘眼光高，得慢慢来。”

她的话听起来是安慰，但我听出了里面的敷衍。我知道，这事儿没戏了。一个媒人，如果真觉得有戏，是不会说“眼光高”、“慢慢来”这种话的。

我心里堵得难受，也不想多说，只想赶紧回家。“那……王婶，我先回去了。”

“行，路上慢点。”王婶头也没抬。

我跨上自行车，心里空落落的。蹬了两下，链条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

我骑出巷子口，拐上大路，心里盘算着回家怎么跟妈交代。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一个清脆又带着点喘息的女声。

“等……等一下！”

我下意识地捏了刹车，回头望去。

追出来的，不是王婶，也不是别人。

是王婶那个平时不怎么说话，总是安安静静待在屋里看书的女儿，王晓燕。她跑到我跟前，双手扶着膝盖，脸颊因为跑动而泛着红晕。

我愣住了：“晓燕？有事吗？”

她喘匀了气，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当场石化的话。

“我妈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第2章 一碗没有放肉的阳春面

王晓燕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湖里，激起的涟d漾，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呆呆地看着她，她的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执拗和……紧张。她不像李莉那么明艳照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和一条蓝布裤子，朴素得像秋天里的一株野菊花。

“你……你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王晓燕的脸更红了，她低下头，声音小了许多，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我妈刚才在屋里跟我爸念叨，说你人老实，肯干活，是个过日子的人。她说，李莉看不上是她没福气，这么好的人，不能便宜了外人。”

我脑子彻底乱了。王婶刚才还跟我打哈哈，怎么一转脸就跟她女儿说这个？这是什么路数？

“……王婶她，这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妈的意思是……”王晓燕抬起头，鼓足了勇气，直视着我的眼睛，“她觉得……觉得咱俩可以试试。”

“咱俩？”我指了指她，又指了指自己，感觉像在做梦。我和王晓燕不能说不认识，毕竟在一个大院住了好些年，但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她比我小两岁，在县新华书店工作，平时总是捧着一本书，安安静静的，见了人也只是腼腆地笑笑。我一直以为，她和我，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你……你别误会。”王晓燕看我一脸震惊，急忙解释，“不是我妈逼我的，是我……是我自己也这么想的。”

“你？”我更糊涂了，“为什么？我……我就是个车工，今天你也看到了，人家李莉都看不上。”

被拒绝的挫败感又涌了上来，我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了点自嘲。

王晓燕却摇了摇头，很认真地说：“李莉是李莉，我是我。我看人的标准跟她不一样。”

“那你看上我什么了？”我脱口而出，问完就后悔了，这话听着太唐突了。

她的脸颊又飞起一抹红霞，但眼神却很坚定：“我看见过。上个礼拜，张大爷家的煤气罐坏了，半夜漏气，是你二话不说，摸着黑把罐子扛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去的。还有上个月，院里那棵老槐树被大风刮断了树枝，把路堵了，也是你下班回来，拿着斧头默默地把树枝都劈开，码得整整齐齐。你……你是个好人。”

我愣住了。这些都是我随手做的小事，做的时候根本没多想，没想到，竟然都被她看在了眼里，还记在了心里。

那一刻，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酸酸的，又暖暖的。

看着她真诚的眼睛，我一肚子的疑问和戒备，忽然就消散了大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傻傻地站在那儿，手足无措。

“我……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王晓燕说完，好像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小声说，“天不早了，你快回家吧，阿姨该等急了。”

说完，她转身就往巷子里跑，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很快就消失在了暮色里。

我骑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她刚才说的话，还有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秋风吹在身上，好像也没那么凉了。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咔哒咔哒”的声响中，似乎也重新找回了它的尊严。

回到家，我妈正焦急地在门口张望。

“怎么样啊建军？成了没？”

我把车推进院子，避开她的目光，含糊地说：“妈，八成是没戏。”

我妈的脸立刻就垮了，她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数落：“我就知道！那个李莉，眼珠子长在头顶上！不就是个站柜台的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建军哪里配不上她了？”

听着我妈的抱怨，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把今天下午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王晓燕追出来那一段。我妈听完，气得直拍大腿。

“这个王秀兰！办事也太不靠谱了！收了我的烟，就这么给我打发了？不行，我明天就得找她去说道说道！”

“妈，算了。”我劝道，“强扭的瓜不甜，人家看不上就算了。”

“什么算了！”我妈气不打一处来，“这口气我咽不下！她王秀兰是怎么办事的？明知道那姑娘眼光高，还介绍给你，这不是存心让你去丢人吗？”

我知道我妈是心疼我。那天晚上，她做了一碗阳春面给我，卧了两个荷包蛋，却忘了放肉臊子。她一边看我吃，一边唉声叹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王婶和李莉的名字。

我吃着面，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王婶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是真的觉得我配不上李莉，所以顺水推舟，想把自己的女儿“处理”给我？还是像晓燕说的那样，她真心觉得我不错？

还有王晓燕，她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一个在书店工作的姑娘，真的会因为我扛过煤气罐、劈过柴，就对我另眼相看？

这整件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蹊奇。我一个二十六岁的男人，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谜团里，而谜团的中心，就是那个追出来对我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姑娘。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师傅老张看我精神不振，拍了拍我的肩膀：“怎么了小子？昨儿相亲让人家给煮了？”

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整个上午，车床的轰鸣声都没能盖过我心里的杂音。中午去食堂吃饭，刚打好饭坐下，就听见邻桌几个别的车间的工友在叽叽喳喳地议论。

“听说了吗？三车间的陈建军，昨天相亲被百货大楼的一枝花给拒了。”

“真的假的？那小子人挺老实的啊。”

“老实有啥用？现在姑娘都现实得很。不过我听说啊，有更劲爆的。”一个声音压低了，“那媒婆王婶，看人家没相中，转头就把自己女儿给推销出去了！追出去好几里地呢！”

“嚯！还有这事儿？那王婶的女儿……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这么急着嫁？”

“谁知道呢，反正这事儿邪乎得很。”

这些话像一根根烧红的钢针，扎进我的耳朵里。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端着饭盘的手都在发抖。我没想到，这件事才过了一晚上，就已经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而且版本如此不堪。

他们不仅在嘲笑我的失败，更在揣测王晓燕的“问题”。那一刻，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对自己的羞耻，而是一种莫名的愤怒。

王晓燕昨天那双清澈又勇敢的眼睛，又浮现在我眼前。她那样一个好姑娘，不应该被这样肮脏地议论。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邻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几个人都尴尬地看着我。我瞪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端着几乎没动的饭菜，转身走出了食堂。

我第一次觉得，这件事，已经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第3章 传言是长了脚的怪物

厂子是个小社会，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众人的眼睛和耳朵。关于我和王晓燕的传言，就像长了脚的怪物，一天之内就跑遍了整个红星机械厂的家属区。

版本越传越离谱。

有人说，王婶是为了贪图我妈给的谢媒礼，故意设了个套，先用漂亮的李莉钓着我，等我上钩失败了，再把“卖不出去”的女儿塞给我。

有人说，王晓燕身体有隐疾，或者性格有缺陷，不然一个在县城有正经工作的姑娘，怎么会“倒贴”一个普通工人？

更难听的，是说王婶看我们家老实巴交，想找个“冤大头”接盘。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我。上班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走在路上，邻居大妈们看我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充满了同情、好奇和一丝说不清的鄙夷。

我妈自然也听到了风声。她气得晚饭都没吃，在屋里来回踱步，嘴里念叨着：“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把我们建军的脸往地上踩吗？”

“妈，您别听他们瞎说。”我心里烦躁，但还是得先安抚她。

“我能不听吗？现在整个厂里谁不知道！说你陈建军被人挑剩下，媒婆又拿自家有问题的闺女来坑你！”我妈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我儿子是找不到对象，但也不能这么被人作践啊！”

我沉默了。我妈的话虽然难听，却也说出了我心底最深的一层顾虑。

王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王晓燕的主动，背后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我越想，心里越乱。

那几天，我刻意躲着王婶一家。下班绕远路回家，尽量不经过她们家所在的巷子。我怕见到王婶，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她。我更怕见到王晓燕，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那份突如其来的、被众人曲解的好意。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想躲就能躲开的。

周四下午，我下班回家，刚到院门口，就看见王晓燕提着一个网兜，站在我家门口，似乎等了很久。

她看到我，眼睛一亮，但随即又有些局促。

“陈大哥。”她小声地喊我。

我心里一咯噔，脚步都慢了半拍。院子里几个正在聊天的邻居，目光“刷”地一下全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像被火烤一样。

“有……有事吗？”我硬着头皮走过去。

“我……我刚从书店下班，路过菜市场，看今天的西红柿挺新鲜的，就给你家带了点。”她把手里的网兜递给我，里面装着四五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

我看着那网兜，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这……这怎么好意思。”我干巴巴地说。

“没什么的，就是顺路。”她把网兜往我手里塞，指尖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背，我们俩都像触电一样，迅速缩了回去。

她的脸瞬间红透了。

“那我……我先回去了。”她说完，不等我回答，就低着头匆匆走了。

我提着那兜西红柿，站在院门口，感觉自己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邻居们的窃窃私语像蚊子一样钻进我耳朵。

“看见没，又来了。”

“这姑娘，是真看上陈建军了，还是……”

“啧啧，王秀兰这算盘打得精啊。”

我攥紧了手里的网兜，西红柿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我几乎是逃一样地冲进了家门。

我妈正在厨房做饭，看到我手里的西红柿，愣了一下：“哪儿来的？”

“王……王晓燕送的。”我小声说。

“啪”的一声，我妈把手里的锅铲重重地摔在灶台上。“她还敢来？她妈把我们家当什么了？收容所吗？”

“妈，您别这么说，晓燕她……”

“我怎么说了？建军，你是不是傻啊？”我妈转过身，指着我的鼻子，“这明摆着就是个圈套！她们母女俩一唱一和，看你老实，就想赖上你！你今天收了她的西红柿，明天她就能登堂入室了！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辩解道，但声音很无力。因为连我自己，心里都在打鼓。

“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哪样？”我妈不依不饶，“你告诉我，一个好好的姑娘，凭什么上赶着对你好？你是有钱还是当官了？建军，你听妈的，这事儿不能沾，咱们丢不起这个人！”

那天晚上，我妈用王晓燕送来的西红柿，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她把菜端到我面前，冷冷地说：“吃了它，就当还了人情。以后，不许再跟她有任何来往。”

我看着盘子里红艳艳的西红柿，心里堵得慌。这盘菜，我一口都没吃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挣扎之中。

一方面，是周围人的流言蜚语和我妈的强烈反对，像两座大山一样压着我。他们说的那些话，虽然刻薄，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在那个年代，一个姑娘家如此主动，确实不合常理。

另一方面，却是王晓燕那双真诚的眼睛，和她说的那些话。她说她看到我扛煤气罐，看到我劈柴。这些被别人忽略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她那里，却成了闪光点。这种被人看见、被人认可的感觉，是我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体验。

我开始失眠。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会儿是李莉轻蔑的眼神，一会儿是工友们嘲讽的议论，一会儿又是我妈恨铁不成钢的叹息。但最后，定格下来的，总是王晓燕在巷子口，喘着气对我说“我妈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时的样子。

她的勇敢，和我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自己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是不是我因为一次相亲的失败，就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没人要”的标签，所以才会对王晓燕的好意充满戒备和猜疑？

我需要一个答案。我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地躲着，任由谣言发酵。我得亲自去问问，去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在我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周六，我休息。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决定去找王婶，不，是去找王晓燕，把话问个明白。我得知道，这到底是她们母女俩设下的一个“局”，还是一个姑娘对我最真诚的表白。

这个答案，不仅关系到我的尊严，也关系到，我该如何面对那个可能被我误解了的好姑娘。

第4章 书店里的旧报纸

我决定去找王晓燕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打着鼓的。我甚至在脑子里预演了好几种场面：被王婶劈头盖脸一顿数落，说我得了便宜还卖乖；或者王晓燕哭着承认，她确实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不管结果如何，我必须去。

我知道她周六上午会在新华书店上班。我换了件自认为最体面的蓝色工装外套，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深吸了一口气，骑着车往县城去。

新华书店里有股墨香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让人心里不由得安静下来。我推着车进去，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整理书架的王晓燕。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工作服，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正踮着脚，努力把一本厚重的词典塞回高处的书架。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给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安静又美好。

那一瞬间，我心里那些关于“阴谋”、“圈套”的龌龊想法，忽然就显得格外可笑。

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回过头，看到了我。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泛起惊喜的红晕。

“陈大哥？你怎么来了？”她从书架上跳下来，快步走到我面前。

“我……我来买本书。”我随便找了个借口，眼睛不敢直视她。

“买什么书？我帮你找。”她热情地说。

“就……就随便看看。”我支支吾吾，目光在书架上胡乱扫荡。

书店里人不多，很安静。王晓燕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她没有再追问，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边，陪着我一排排地走过书架。

我心里乱糟糟的，准备了一路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最后，我停在了一个摆放旧报纸合订本的角落。我随手拿起一本《人民日报》的合订本，假装翻看着，脑子里却在飞速地组织语言。

“那天……谢谢你的西红柿。”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干涩。

“不客气。”她在我身边小声回答，“你……你家里人没说什么吧？”

她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一下子就打开了我心里的锁。她显然也听到了那些风言风语。

我放下报纸，转过身，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眼睛：“晓燕，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件事。”

她的身体微微一颤，眼神里闪过一丝紧张，但还是点了点头：“你问。”

“外面的那些传言，你都听到了吧？”

她咬了咬嘴唇，轻轻“嗯”了一声。

“他们说……说是为了……”我有些说不出口。

王晓燕却替我说了下去：“他们说我妈设圈套，说我嫁不出去，想赖上你，对不对？”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中透着一股力量，让我感到一阵羞愧。

我点了点头。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点无奈，有点自嘲，但更多的是坦荡。

“陈大哥，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她问。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我能说不是吗？如果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王晓燕眼里的光，似乎暗淡了一些。她低下头，沉默了片刻，再抬起头时，眼神里多了一丝决绝。

“你跟我来。”

她带着我穿过书架，走到书店后面的一个小仓库里。仓库里堆满了旧书和报纸，空气中弥漫着尘埃的味道。

她在一个角落里翻找了很久，最后，从一堆旧报纸里，抽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红星厂报》。

她把报纸摊开在我面前，指着其中一小块豆腐块大小的报道，对我说：“你看看这个。”

我凑过去，报纸的油墨味扑面而来。那篇报道的标题是：《学雷锋标兵——记车工三班陈建军同志的先进事迹》。

报道的内容很简单，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如何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帮厂里的单身职工修理收音机、自行车；如何在大雨天，把自己的雨衣让给带孩子的女工；还有就是她上次提到的，我半夜扛煤气罐，清晨劈树枝的事。

这些事，我自己都快忘了。厂报记者当时来采访我，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觉得不值一提。

我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她。

“这张报纸，是我爸拿回家的。他也在红星厂，是后勤科的，叫王志强。”王晓燕轻声说，“我爸不爱说话，但他那天指着你的名字告诉我，‘这小伙子，是咱们厂里现在少有的实在人’。”

我愣住了。王叔叔？我对他有印象，是个很木讷的老实人，平时在厂里见了面，也只是点点头。我从不知道，他竟然在背后这么评价我。

“我妈那个人，嘴巴是快，有点市侩，爱贪点小便宜，但她心不坏。”王晓燕继续说，“她一开始给你介绍李莉，确实是觉得李莉条件好，配得上你。她觉得你人好，就该找个最好的。可是李莉看不上你，我妈回来就跟我爸发牢骚，说现在的小姑娘，眼睛都瞎了，分不清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糠。”

“那天晚上，我爸就把这张报纸又拿了出来，对我妈说：‘什么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建军这么好的小伙子，别人不识货，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吗？咱们晓燕，配他，不亏！’”

王晓燕的眼圈有点红了。“我妈那个人，就是个炮仗脾气，听风就是雨。她听我爸这么一说，就觉得特别有道理。所以那天你走后，她就在屋里念叨，说不能让你这么好的小伙子被别人挑三拣四。我……我听到了，就……就追了出去。”

她顿了顿，看着我，眼神无比清澈：“陈大哥，我承认，我追出去是有点冲动，不合规矩，让别人说了闲话，也让你为难了。但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我不是因为嫁不出去，也不是我妈逼我。是因为我爸说你实在，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你做的那些事。我觉得，一个男人，嘴巴会不会说，家里有没有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是不是热的，肩膀是不是能扛事。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仓库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

王晓燕的这番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里炸开。

原来，这一切的源头，不是算计，不是阴谋，而是一张旧报纸，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对自己女儿的嘱托，和一个姑娘最朴素、最真诚的判断。

我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替自己辩解而脸颊涨红的姑娘，再想想自己这几天的猜疑、躲闪和懦弱，一股巨大的羞愧感淹没了我。

我才是那个用世俗的眼光去揣度别人的人。我才是那个被流言蜚P击垮，连基本信任都丧失了的人。

我拿起那张泛黄的厂报，指尖触碰着我的名字，感觉有千斤重。这张报纸，不仅记录了我的过去，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的狭隘和不堪。

“对不起。”我看着王晓燕，发自内心地说，“晓燕，对不起。是我……是我把你想错了。”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王晓燕看着我，眼睛里慢慢漾起了水光，但她却笑了。她摇了摇头：“没关系。我知道你会有顾虑。现在，你没有顾虑了吗？”

她就那么看着我，坦荡地把问题抛了回来。

我看着她，心里所有的犹豫和彷徨，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没有了。”

第5章 一场不请自来的“鸿门宴”

从书店回来，我感觉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被搬开，天都蓝了几分。我不再躲闪，不再畏惧。我知道了王晓燕的心意，也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我决定，要为她，也为我自己，做点什么。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跟我妈摊牌。

我把那张旧报纸拍在桌子上，把我跟王晓燕在书店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我妈听得一愣一愣的，从一开始的满脸不信，到后来的若有所思，最后，她拿起那张报纸，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

“老王……王志强，真是这么说的？”我妈问。

“千真万确。晓燕不会拿她爸的话来骗我。”我语气坚定。

我妈沉默了。王叔叔在我们厂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他的话，分量很重。我妈再不信王婶，却不能不信王叔叔的为人。

“那……那也不能说明那姑娘就没问题啊。”我妈还是有点嘴硬，但底气明显不足了。

“妈，她能有什么问题？”我看着我妈，认真地说，“她有正经工作，人品端正，懂得欣赏一个人的内在。她唯一的问题，就是看上你这个有点窝囊、还爱胡思乱想的儿子了。别人笑话的不是她，是笑话我陈建军没本事，留不住好姑娘，还得靠人家姑娘主动。您要是真觉得丢人，那丢的也是我的脸，不是她的。”

我这番话说得又急又重，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妈说话。

我妈被我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把报纸叠好，放在一边。“行了，你的事，你自己做主吧。我不管了。”

我知道，我妈这是松口了。

解决了家里的问题，我开始光明正大地和王晓燕来往。

我会在下班后，骑着车去书店门口等她，然后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再把她送回巷子口。我们会聊书里的人物，聊厂里的趣事，聊彼此的童年。跟她在一起，我感觉很放松，很舒服。我这个闷葫芦，在她面前，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给我带她觉得好看的书，我也会把厂里发的苹果、劳保手套，分给她一份。我们的关系，就像春天里的嫩芽，在阳光和雨露下，悄悄地生长。

厂里的流言蜚语并没有停止，但我的心态变了。以前，我觉得那些眼神和议论是刺，现在，我把它们当成了风。风再大，也吹不倒我心里那棵正在发芽的树。

然而，我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那天，是周日。我正准备去找晓燕，约她去县公园走走。王婶却突然找上了我家的门。

她一进门，就拉着我妈的手，热情得像是多年未见的姐妹。“哎呀，老姐姐，我今天特地来请你们娘俩去我们家吃顿便饭！”

我妈一脸戒备：“王妹子，你这是……”

“瞧你说的，咱们两家孩子处得这么好，我们做大人的，也该坐下来一起吃顿饭，热闹热闹嘛！”王婶笑得脸上开了花，“我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不像是一顿简单的家宴。

我妈想拒绝，但王婶不由分说，拉着我妈就往外走，我只能跟在后面。

到了王婶家，我才发现，这场“鸿门宴”的客人，不止我们。

屋里坐着的，赫然是上次相亲的那个女孩，李莉，还有她的母亲。

我瞬间就明白了。王婶这是要干什么？

王婶家的小客厅里，气氛诡异。王婶热情地张罗着，王叔叔坐在一旁抽着闷烟，一言不发。王晓燕在厨房里忙碌，脸色有些苍白。李莉和她妈则像两尊菩萨一样，端坐在椅子上，脸上挂着客气又疏离的微笑。

我妈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她拉着我的衣角，想走。

王婶却按着我妈坐下，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今天请大家来呢，是有点事想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

她先是看了一眼李莉母女，笑着说：“上次建军和我们家莉莉相亲，是有点误会。莉莉这孩子呢，就是有点内向，不太会表达。回去之后啊，她妈跟我说，她其实觉得建军人挺好的，就是那天没发挥好。”

李莉的妈妈立刻接话：“是啊是啊，我们家莉莉就是脸皮薄。其实她对建军的印象很不错的，工人阶级，多光荣啊！”

我听着她们一唱一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都过去多久了，现在又来提这事？

我的目光投向厨房门口的王晓燕，她低着头，紧紧地攥着围裙的一角。

王婶没理会我的表情，又转向我妈：“老姐姐，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是好事，结果中间出了点岔子。”

然后，她话锋一转，看向我，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建军啊，婶儿知道，我们家晓燕这孩子不懂事，前段时间给你造成了点困扰。她就是一时糊涂，看你相亲不成，心里替你着急，才说了些胡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终于听明白了。

原来，李莉回去之后，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王晓燕“倒追”我的事。或许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或许是觉得被她拒绝的“次品”居然成了别人眼里的“香饽饽”，让她心里不平衡了。她回家一闹，她妈就找到了王婶。

而王婶，这个精明的媒人，显然不想得罪百货大楼的这门关系。她今天摆下这个局，就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撇清她女儿和我之间的关系，把这件事定义为一场“误会”和“胡闹”，然后再把我和李莉重新撮合到一起。

这样一来，她既维护了李莉的面子，又不用承担“乱点鸳鸯谱”的责任，还能把我这个在她看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资源，重新变回可以交易的“商品”。

好一招一箭三雕！

我气得浑身发抖。她这么做，把王晓燕置于何地？把我们这段时间真诚的交往，又当成了什么？

我妈也听懂了，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刚要发作，我却按住了她的手。

我站了起来，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王婶的脸上。

“王婶。”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想，您今天可能是搞错了三件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第一，我和李莉同志上次见面，不是误会。她看不上我，我也觉得我们不合适。这件事，已经翻篇了。”

李莉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第二，晓燕没有不懂事，更没有胡闹。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在心里。在我最失落、最被人看不起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尊重和肯定。在我眼里，她不是什么‘困扰’，她是光。”

我的目光转向厨房门口，王晓燕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泪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深吸一口气，看着王婶，一字一句地说，“我陈建军，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正式表个态。我喜欢王晓燕，我想跟她处对象，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种。这件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决定。所以，王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顿饭，我们吃不起。”

说完，我不再看任何人，拉起我妈，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还愣在原地的王晓燕。

“晓燕，你出来一下。”

王晓燕像是从梦中惊醒，她擦了擦眼泪，解下围裙，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毫不犹豫地向我走来。

我拉起她的手，她的手心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我紧紧地握住，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屋子。

门外，阳光正好。

第6章 一辆自行车的承诺

走出王婶家，我妈一路上都没说话，只是脸色铁青。王晓燕跟在我身边，低着头，手还被我牵着，紧张得指尖都在冒汗。

到了我家院门口，我妈终于停下脚步，她转过身，看着我们俩紧握的手，眼神复杂。

“建军，你……你这是铁了心了？”

“妈，我这辈子从没这么清醒过。”我看着我妈，语气坚定，“我认准了，就是晓燕。”

我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快要把头埋进胸口的王晓燕，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无奈，有担忧，但好像，也有一丝如释重负。

“行吧。”她摆了摆手，转身进了院子，“你们年轻人的事，我老婆子管不了了。只是……别将来后悔，说妈没提醒过你。”

我知道，这是我妈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王晓燕。她想把手抽回去，被我握得更紧了。

“陈大哥，我……”她抬起头，眼圈还是红的，“对不起，我妈她……她让你难堪了。”

“傻姑娘。”我看着她，心里一阵心疼，“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刚才在屋里，我看着她被自己亲妈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出来当挡箭牌，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承受的压力，远比我多得多。我面对的只是外人的流言蜚语，而她，还要面对家里的不解和算计。

“她是，我能理解。”我轻声说，“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再那样对你，包括她。”

王晓燕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但这次，不是委屈的泪，我能感觉到。

我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笨拙地用我那粗糙的手指，去擦她脸上的泪珠。“别哭，以后，有我呢。”

她看着我，泪眼婆娑地笑了。

那件事之后，我和王晓燕的关系，算是彻底公开了。厂里和家属院的舆论，也发生了奇妙的逆转。

之前那些说王晓燕“倒贴”、“有毛病”的人，现在改口了。他们说我陈建军有种，是个爷们儿，敢为了对象跟媒人翻脸。说王晓燕有眼光，在所有人都看不起我的时候，就认准了我这支“潜力股”。

人性就是这么有趣。当你懦弱退缩时，所有人都敢来踩你一脚；当你挺直腰杆时，他们反而会觉得你光芒万丈。

王婶那边，彻底跟我们家断了来往。听说那天她被我顶撞得下不来台，李莉母女也气冲冲地走了，她两头都没落着好。王叔叔回家后，第一次跟她发了火，把家里的暖水瓶都给砸了。从那以后，王婶在院里见了我妈，都绕着道走。

我和王晓燕的感情，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反而更加稳固了。我们不再只是偷偷摸摸地在巷子口说几句话，而是光明正大地走在一起。

我会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她去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看一场票价两毛五的电影。电影演了什么我常常记不住，只记得黑暗里，我小心翼翼地牵着她的手，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

我也会带她去我常去的废品收购站，淘一些旧的电子元件。我喜欢捣鼓这些东西，以前没人能理解，他们觉得我不务正业。但晓燕不一样，她会饶有兴致地蹲在我身边，看我把一堆破烂，变成一个能吱吱呀呀唱歌的收音机。她会由衷地赞叹：“建军哥，你好厉害啊！”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1989年的春天，我们厂里集资建房，我因为是技术骨干，又连年被评为先进，分到了一个单间。虽然只有二十平米，但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在当时，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

拿到钥匙的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车去找王晓燕。

我把她带到那间空荡荡、墙上还都是白灰的屋子前，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崭新的、还带着铁锈味的钥匙，递到她面前。

“晓燕，”我看着她的眼睛，心跳得厉害，“房子有了，虽然小了点。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没有戒指，没有鲜花，只有这把能打开未来家门的钥匙，和我一颗滚烫的心。

王晓燕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接过了那把钥匙，然后，她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那个吻，像羽毛一样轻，却在我心里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记。

我们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我妈虽然嘴上不说，但行动上却比谁都积极。她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我添置家具，买新的被褥。王叔叔也隔三差五地往我们新家跑，帮我刷墙、铺地、装电灯。只有王婶，一次都没露过面。

我知道晓燕心里不好受。领证的前一天晚上，她对我坦白，说她妈还是不同意。王婶觉得，我当众下了她的面子，让她在邻里间抬不起头。她说，除非我亲自上门，端茶倒水，给她赔礼道歉，否则她绝不认我这个女婿。

“建军哥，要不……我们就算了吧。”晓燕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再去受委屈。”

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心里很平静。

“晓燕，听我说。我们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可以尊重长辈，但不能牺牲原则和尊严去换取他们的认可。王婶那边，我们以后慢慢来，用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给她看，她的女儿没有选错人。但是，道歉，我不会去。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你记住，从今往后，你的委屈，我来扛。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些。”

第二天，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没有双方父母的陪伴，只有我们两个人。从民政局出来，我把红色的结婚证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然后拍了拍我的自行车后座。

“上来吧，新娘子。咱们回家！”

王晓燕破涕为笑，轻轻地跳上了我的车后座。

我蹬着那辆熟悉的永久牌自行车，车铃被我按得“叮铃铃”响彻了整条大街。阳光透过路两旁的梧桐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王晓燕坐在我身后，轻轻地抱着我的腰，把脸贴在我的背上。

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和那份踏实的幸福。

我知道，前方还有很多未知的困难。生活不会因为一张结婚证就变得一帆风顺。但是，那一刻，我心里无比笃定。

因为我身后，坐着我的整个世界。这辆自行车，将载着我们，驶向属于我们的，崭新的人生。

第7章 岁月里的那碗红烧肉

婚后的日子，清贫，但踏实。

我们的小家，就在那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里安顿下来。家具很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我亲手用木板钉的桌子。所有的家当，一眼就能看完。但每天下班，当我推开门，看到屋里亮着一盏温暖的灯，闻到晓燕做的饭菜香，我就觉得，这就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

晓燕是个会过日子的姑娘。她把我们的小家收拾得一尘不染，阳台上种了葱和蒜，墙角用碎布头做了漂亮的门帘。我的工装，不管多脏，第二天早上总是干干净净地搭在床头。她就像一只勤劳的小燕子，一点一点地，把我们这个简陋的窝，衔筑得越来越有家的味道。

王婶那边，依旧是一块坚冰。

我们结婚后，按照礼数，我提着烟酒和糖果，陪晓燕回过一次娘家。王婶见了我们，脸拉得老长，我喊她一声“妈”，她理都不理，转身就进了里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王叔叔尴尬地搓着手，把我们让进屋，给我们倒水。晓燕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握住她的手，朝她摇了摇头。

那天，我们在王叔叔家坐了不到半小时，就告辞了。从头到尾，王婶都没有再出来。

回去的路上，晓燕趴在我的背上，哭得很伤心。我心里也堵得慌，但我知道，这时候我不能软弱。

“别哭了。”我边骑车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冰也有化的一天。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

话是这么说，但做起来，却很难。

晓燕是个孝顺的女儿，她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她妈。她会偷偷地织了毛衣，让王叔叔带回去；听说王婶腰疼，她就去买膏药，托邻居捎过去。但这些，都像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那段时间，厂里的效益开始下滑，我的工资发得也不那么准时了。为了多挣点钱，我开始在下班后，接一些帮人修理家电的私活。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什么都修。虽然挣得不多，但好歹能贴补家用。

晓燕心疼我，总劝我别太累。但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多为这个家做点什么。我不想让她跟着我，连买块布做新衣服都要犹豫半天。

1990年的冬天，晓燕怀孕了。

这个消息，给我们清苦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我妈乐得合不拢嘴，天天炖鸡汤、鱼汤，往我们这儿送。王叔叔也偷偷塞给我五十块钱，让我给晓燕买点好吃的。

晓燕的妊娠反应很严重，吃什么吐什么，人也瘦了一圈。我急得团团转，变着法儿地给她做吃的。可她闻到油烟味就恶心，只有白粥能勉强喝下半碗。

有一天晚上，她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在梦里说：“妈……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我听着，心里一酸。

我知道，她想的不是那碗红烧肉，是她妈。王婶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是晓燕从小最爱吃的菜。

第二天，我下了个决心。

我揣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去菜市场割了一块最好的五花肉，又买了两瓶好酒，一盒点心，硬着头皮，再次登上了王婶的家门。

这次，只有我一个人。

开门的是王婶，她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就要关门。

我急忙用脚抵住门，陪着笑脸：“妈，您别关门，我……我有点事求您。”

“我不是，你找错人了！”王婶冷着脸说。

“妈，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以前的事，是我年轻气盛，不懂事，冲撞了您。我今天来，是给您赔罪的。”我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为了晓燕，我的尊严不值一提。

王婶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我冻得通红的脸，眼神里闪过一丝松动，但嘴上依旧不饶人：“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当初不是挺能耐的吗？”

“是是是，我错了。”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妈，您就看在晓燕的份上，消消气吧。她……她怀孕了。”

听到“怀孕”两个字，王婶的身体明显震了一下。她脸上的冰霜，瞬间裂开了一道缝。

“她……她怎么样？”她迟疑地问。

“反应挺大的，吃不下东西，人都瘦脱相了。”我赶紧说，“昨晚做梦，说想吃您做的红烧肉了。妈，我知道我厨艺不行，做不出您那个味儿。所以……所以特地来求您，您能不能……能不能教教我？”

我把那块五花肉，像捧着宝贝一样，举到她面前。

王婶看着那块肉，又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她的眼圈，却慢慢地红了。

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肉和东西，没好气地吼了一句：“杵在门口干什么？还不给我滚进来！笨手笨脚的，能学会什么！”

我的心，在那一刻，终于落了地。

那天下午，我就在王婶家的厨房里，跟着她学做红烧肉。她一边切肉，一边骂我：“姜要切片，不是切块，你当是喂猪啊！”“酱油要慢慢倒，看颜色，你这么一倒，咸死人啊！”

她的语气很冲，但我听着，心里却暖洋洋的。

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王婶看着锅，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晓燕那孩子，从小就犟，像她爸。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往灶里添了一根柴。

“你……”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你以后，可得对她好点。她跟着你，受委屈了。”

“妈，您放心。”我看着她，郑重地承诺，“我这辈子，都不会让她受委屈。”

王婶没再说话，只是用锅铲，轻轻地搅动着锅里的肉。

那天，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晓燕看到我，又看到我手里的搪瓷碗，一下子就明白了。她什么都没问，只是抱着我，眼泪打湿了我的胸膛。

那碗红烧肉，她吃得特别香。

从那以后，我们和王婶家的关系，终于破冰了。她还是不怎么给我好脸色，但会隔三差五地让王叔叔送些她自己做的包子、腌的咸菜过来。我知道，这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对女儿的关心。

岁月，就像那锅慢炖的红烧肉，把所有的坚硬和棱角，都化作了绵软和醇厚。生活依旧清贫，但我们的心里，却被一种踏实而温暖的幸福，填得满满当当。

第8章 肥水流进了自家田

儿子出生后，我们的小家更热闹了，也更拮据了。奶粉、尿布、孩子的衣服，样样都要钱。我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好几倍。

为了给娘俩更好的生活，我下了班就往外跑，修理电器的名声在我们这一片儿越来越响，甚至有人从别的区，专门骑车来找我。晓燕心疼我，但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把家打理好，把孩子照顾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王婶也彻底放下了芥蒂。她几乎每天都来，帮着带孙子，做饭，洗衣。嘴里虽然还时不时地数落我几句“没出息”，但眼神里的疼爱，却是藏不住的。有时候我修东西回来晚了，她总会给我留一碗热饭。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而温馨的节奏里，一天天滑过。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这个老国企。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最后，在一片叹息声中，宣布了破产。我们这些曾经拥有“铁饭碗”的工人，一夜之间，都成了下岗职工。

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我拿着几千块钱的遣散费，茫然地站在街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很多工友南下打工，也有的做起了小买卖。我不想离开家，离开晓燕和孩子，但我又能做什么呢？

是晓燕，在我最消沉的时候，给了我方向。

她把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有她自己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一共三千多块钱，放到我手里。

“建军哥，”她说，“别怕。你的手艺，就是咱们最大的本钱。别人能开店，我们为什么不能？咱们就在家门口，开一个家电维修铺。”

我看着她，心里既感动又没底：“开店？哪有那么容易，本钱也不够啊。”

“钱不够，我们就先从小的干起。就在咱们家这间屋子，腾出一半来当铺面。我相信你，一定能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和我当年在书店里看到的一样的光芒，笃定，而有力量。

在她的鼓励下，我的“建军家电维修部”，就在我们那个二十平米的家里，正式开张了。

没有招牌，我就自己用毛笔写了一块木板挂在门口。没有货架，我就用砖头和木板搭。一开始，生意很冷清，但我没有放弃。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实在的为人，我的回头客越来越多，名声也渐渐传了出去。

从修理收音机、电视机，到后来慢慢接触洗衣机、冰箱，再到新潮的VCD、空调。我一边干，一边买书自学。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忙到后半夜。

晓燕辞去了书店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帮我。她负责记账、接待客人，把小小的店铺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夫妻俩，成了这条街上最默契的搭档。

几年后，我们用攒下的钱，在街面上租下了一个正式的铺面。再后来，我们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把父母都接到了身边。我的维修铺，也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家电销售与维修中心。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点点地，变成了我们当初最希望的样子。

有一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包括我父母和岳父岳母，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电视里放着春晚，儿子在我怀里闹着要红包。王婶喝了点酒，脸颊红扑扑的，她举起酒杯，看着我，忽然感慨地说：“建军啊，想当年……是我老婆子有眼不识泰山。现在看来，我们家晓燕的眼光，比我这个当媒婆的，准多了。”

我笑了笑，端起酒杯：“妈，都过去了。要不是您当初那句‘肥水不流外人田’，哪有我们今天。”

王婶也笑了，眼角泛起了泪光。

饭后，我和晓燕在阳台上看烟花。儿子已经睡着了，屋里是我妈和岳母一起收拾碗筷的轻微声响。远处的夜空中，烟花一朵朵地绽放，绚烂而短暂。

晓燕依偎在我身边，轻声问：“建军哥，你后悔过吗？当年如果娶了李莉，说不定就不用吃后面这么多苦了。”

我转过头，看着她被烟火照亮的侧脸。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但那双眼睛，依旧像当年一样清澈。

我摇了摇头，把她搂得更紧了些。

“不后悔。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那天相亲失利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李莉后来嫁给了谁，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我知道，对于我陈建军来说，那场失败，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它让我绕过了一片看似繁花似锦、实则并不属于我的风景，从而遇见了那个在路口等着我，愿意陪我走过所有泥泞和坎坷的人。

直到很多年后，王晓燕还会笑着问我，如果那天她没有追出来，我是不是就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总是抽着烟，看着她被岁月温柔浸润过的脸，想了很久也答不上来。

我不知道如果她没有追出来会怎样。我只知道，因为她追了出来，我这片曾经贫瘠的田地，才得以被最珍贵的肥水滋养，最终长出了满园的庄稼，收获了一生的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