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妻子：相亲被婆婆一眼看中，为丈夫放弃工作，现在怎样了？

1989年深秋的绥中，一场并不张扬的相亲在教师宿舍里展开。窗外落叶簌簌，屋内的张玉梅与未来婆婆对坐闲谈。两杯热茶渐凉，话题却像炭火越烧越旺。杨母心里暗暗称赞：这姑娘稳重、眼神清澈，还和自己一样是教书人，“行，就她了”。那一刻谁也想不到，面前的女孩日后要把半生与星空、与等待、与牵挂紧紧绑在一起。

杨利伟当时在部队，正忙着飞行训练。收到母亲写来的长信，他趁探亲假回家见面。第一次吃饭，他一五一十地交代：“飞行员干的是高危行当，以后说不定会有更大的任务，不后悔？”张玉梅抬头笑：“我打小伴着飞机长大，嫁军人，心里踏实。”两人就这样定下终身。

1990年12月，结婚照在操场边的小照相馆冲洗出来，身着空军制服的杨利伟神采奕奕，新娘一袭素色毛呢大衣，眉眼含笑。婚后，张玉梅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离开县里重点中学，跟随丈夫转到部队驻地的小学。讲台换矮了一截，工资也低了不少，她没一句怨言，理由很简单：“离他近，自己才安心。”

1991年春天，孩子呱呱坠地。可喜悦只维系两年，幼小的生命因先天疾病黯然离去。营区外的雨下了整整一夜，张玉梅抱着空了的襁褓默默坐在窗前。杨利伟擦干眼泪，第二天清晨又站上跑道。那年，他们俩心里都长了一块疤，却谁也没说过放弃。

1993年，新生命再次到来，他们给儿子取名宁康，寓意平安健康。这孩子后来常被调皮地称作“航天城小飞侠”，因为他在父亲训练基地里学会第一句完整的话竟然是“点火！”

1998年1月，中国第一批航天员选拔。空军各部队遴选的十四条“尖刀”汇聚北京，杨利伟在名单里。动身前，研究所政委吴川生找到张玉梅，问她是否支持。她只回了一句：“他心里装着蓝天，我挡不住，也不想挡。”这一句，给了指挥员百分百的底气。

航天城的日子，对亲人是一场持久的拉锯。从耐力离心机到失重抛物线训练，杨利伟几乎全年无休。夜深人静时，他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拨号码，让妻子担任临时英语考官，“How’s the weather today？”一句句对着话筒练。电话那头的张玉梅往往要压低声音提醒孩子别吵，却从不嫌烦。

2001年夏天，张玉梅因长期熬夜批改作业、照顾家务，被诊断出肾病。住院时，她让护士把病床朝向窗外：“那边正好能看见训练中心的塔台。”第三天，杨利伟奉命出差高空适应训练。夜里，他轻声问：“要不等你恢复我再走？”她摆手，“任务紧，别耽误。”凌晨，他悄悄离开病房，白大褂护士回头瞅，地上有折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和一瓶没喝完的葡萄糖水。

2003年10月14日，北京航天指控大厅灯火通明。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二十四小时，张玉梅被带到二楼贵宾区。大屏幕循环播放火箭总装画面，她看得目不转睛，领口的拉链被她攥得起了褶子。有人递水，她摇手，“不渴”。此时，远在发射塔架里的杨利伟正做最后一次穿舱演练，他把任务手册按在心口——里头夹着妻子去年手术时写给他的便签：“我在等你，一切顺利。”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长剑冲天。二十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消息传来，掌声像浪潮推开。张玉梅长呼了一口气，却不自觉地捏疼了自己的手背。直到当晚7点58分，她才第一次通过话筒听见熟悉的声音：“感觉非常好，放心。”她只回了两句，却足够——危急时刻，人说得越少，心越稳。

10月16日清晨，返回舱着陆，信号确认。大厅里众人齐声欢呼，一位老专家感叹：“这一步我们走了整整十一年。”张玉梅没哭，只是眨眼次数突然多了些。

首飞成功的荣誉，只让生活多了些采访和握手，柴米油盐的节奏并没乱。杨利伟晋升少将，成为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仍然早出晚归。张玉梅则继续在资料室编目、整理、校对，每天和编号打交道。别人好奇她为何不去更光鲜的岗位，她笑说：“工作都有价值，安静点儿才看得准材料。”

近几年，孩子已在空军工程大学就读。周末回家，三口人依旧分工：父子拎菜，张玉梅掌勺。饭后小院里摆两张旧藤椅，杨利伟总会抬头指给妻子看天顶那颗闪亮的星，“那儿走过的轨道，曾有咱们的脚印。”张玉梅听完，轻轻应声：“知道，热菜快凉了。”

有人把这段婚姻称为“航天人的最佳注解”。其实再宏大的事业，也要靠日复一日的守候与让步来托底。张玉梅当年一句“我支持”，换来的是丈夫冲进真空环境的底气，也是中国航天迈出关键一步时最静默的力量。如今她仍在岗位上翻阅厚厚的资料卡片，不疾不徐。这份看似平凡的坚持，已同杨利伟的飞天记录一起被写进了新中国航天的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