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一手清算前朝腐败，一生勤勉，为何仍然被评价为庸君？

提起嘉庆，坊间有句戏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讽刺意味十足。

如果翻查史籍会发现，他其实并非一个贪生享乐、尸位素餐的帝王。嘉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之一，每天五更起、半夜歇，朝政不甚懈怠，对待官员制度也极为严格。

一个如此勤勉、自持节操的皇帝，为什么在历史上却混了一个“庸君”的评价，为什么在民间、在史官笔下，几乎没有一丝帝王之气，这到底是他的错，还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更大。

一、王亶望和甘肃冒赈案

乾隆39年（1774年），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搞起了一个至今看上去都令人发指的贪污局。捐监本是为赈灾筹粮，却被他改为收银掺假。

每人实缴“55两”，其中8两直接进了官员口袋。两万人就能贪污16万两白银，短短几年，整个甘肃的官场就靠行骗、虚报灾情掏空了朝廷接近“千万两白银”的储备。

他还鼓动下属“轻灾报重灾”“无灾报灾”，配合全省官员伪造民情，一手把“赈灾”变成了“割韭菜”。等到灾民造反，乾隆派兵镇压时，才发现所谓“年年旱灾”的甘肃，正逢连绵暴雨。这才惊觉全国最大的贪污系统正在胆大妄为地运行。

查下去，王亶望调任浙江后同样玩得风生水起。用士绅借贷给官府盖财政漏洞的“类庞氏骗局”操作，借旧还新，无底黑洞。

整个地方系统、士绅群体、文官集团全员参与，全体沉默。

连皇帝都惊了，不仅惊于贪腐的规模，更惊于上至总督、下至县令，没人报警揭发，甚至连百姓都配合包庇，只求平安无事。

这场震动全国的腐败系统，标志着乾隆晚期的“大清帝国”，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改革”的国家，而是一个被利益共同体掏空殆尽的统治框架。

二、嘉庆登基：改革的好牌，他一张都不敢打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嘉庆继位了。

他不是不知道问题严重，也不是没有志向。杀和珅就是他破局的第一步。

和珅的死更多是“君臣旧怨”，而非反腐决心。他亲政三天就给和珅定罪，“二十大罪状”，唯独不提腐败的具体数额。“杀人立威”是其主因，“清廉政治”不过是幌子。

嘉庆确实很想治理国家。他严禁进贡、禁止官员追求艺术品，痛斥懒政，一纸谕旨怼遍百官，“你们寒冬偷懒不上奏，我天天半夜批折子，你们对得起祖宗吗？”

他也试图立规矩、树清风，严查官场，标榜自己“只问政绩、不收珍玩”。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自己约束如此严苛的皇帝，真不多。

他只是在治理“人”，而不敢触碰“制度”。

最大的例子就是漕运。

到乾隆末年，内地南北粮食调配仍靠京杭大运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腐败横行、成本惊人。很多大臣建议改用海运，一可节省费用，二可提升运输效率，更能顺带开发海贸。嘉庆犹豫了。

因为一旦改漕运，全国百万漕工要失业，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清洗，还可能引发政变风险，他怕担不了这个责，也怕留下“刻薄寡恩”的骂名。

于是什么都没变，大清最重要的生命线就这样拖成了溃烂。

这就是嘉庆之“庸”的根：以圣贤自诩，却没有魄力彻底改革，只会拿着祖宗家法一条条地查。他的勤勉是对“形式”的坚持，对“实质”的放弃。

三、是自知无力，还是从未敢动

到了晚年，他基本认命了。

勤政是勤政更像一个“表演者”，查祖宗实录，看乾隆、雍正怎么办，他就怎么办。祖宗没说，他就“办不到”，然后甩锅。

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守军跑得像散兵游勇。换个有魄力的皇帝，早在第一时间斩将整军。嘉庆却发了罪己诏，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百姓会造反”，窝火又搞笑。

他还写了《守成论》，彻底断了改革的念头，明确表态，这时代不是干事儿的时代，“祖宗都没改好，我改也没用”。这是嘉庆的绝望，也是整个大清的宿命。

一个被掏空的帝国，一个靠欺骗维持的体系，一个习惯了“隐忍”的皇帝，谁也不愿意主动改变，因为一旦触动既得利益，立刻山崩地裂。

哪怕皇帝一身清风、朝五晚九，也不顶什么用。

他的“勤政”是把自己绑在祖宗的椅子上当人偶，不做决定，也不找新路，只求不被骂死。

四、“我不想乱改，但我也没办法”

有人说嘉庆“仁厚无比”，有人说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更多的历史观，还是将他归入“庸君”一列。

如果你看懂了甘肃骗赈、浙江借债、天下士绅“共谋不揭”，就知道这不是换个皇帝能解决的问题。嘉庆其实是拿着一套已经失效的“王朝剧本”，演给一个只剩空壳的国家看。

他在扮演圣贤之主，也确实有几分诚意。他没有动力去打破“规则”，也没有能力创造“新规则”。

最后他得到了仁宗的庙号，清廉的名声，还有一张“道德优等生”的答卷。

可惜这份答卷上的“成绩”，跟大清的衰败进程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