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文”构陷：高校里的“性别战争”该收场了

近日，# 造谣老师刻薄媚男女生发声 #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重庆工商大学一名大一新生，仅因上课答错题被老师正常批评，便在校园树洞发布 “小作文”，恶意指控女老师 “媚男刻薄”。这起看似个案的事件，实则暴露出当下校园乃至社会层面的多重隐忧，其背后的细节与逻辑链条，值得每一个关注教育生态与社会理性的人深度警惕。

从事件本身来看，这名新生的行为轨迹充满了令人不安的 “成熟度”。作为刚入学不到两个月的大一学生，本应处于适应校园生活、学习专业知识的起步阶段，却已熟练掌握社交媒体时代的 “构陷技巧”—— 通过夸大事实制造冲突，将 “被老师批评” 扭曲为 “当众训斥 20 分钟”；再借助性别议题煽动情绪，把正常的教学互动污蔑为 “媚男”，以此触发网友的共情与站队。这种对舆论工具的精准运用，与其年龄应有的认知水平形成强烈反差，不禁让人质疑：究竟是何种环境与思潮，让尚未完全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学会用 “构陷” 而非 “沟通” 解决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事件后续的 “甩锅逻辑”。当谎言被戳穿、被迫道歉时，该学生脱口而出的 “我有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堪称一场教科书式的 “责任逃避”。将心理疾病当作 “免责盾牌”，不仅是对 adhd 患者群体的不尊重，更暴露了其对规则与责任的漠视 —— 在预设的 “受害者剧本” 无法继续时，立刻用 “特殊身份” 叠 buff 以求脱身，这种熟练的 “避险操作”，比造谣本身更令人脊背发凉。它折射出一种危险的价值观：只要能占据 “道德高地” 或找到 “免责理由”，便可以无视事实、肆意伤害他人。

而这起事件最核心的隐患，在于其可能引发的 “蝴蝶效应”。此次被造谣的老师，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与法学专业背景，能够及时发声澄清、维护自身权益；可倘若受害者换成性格懦弱、不懂如何维权的年轻人呢？我们不难联想到此前武大图书馆的 “诬告性骚扰” 事件：一名女生仅凭主观臆断，便在网络上指控男同学性骚扰，导致对方社会性死亡，即便后续真相大白，也难以抹去对当事人的伤害。这两起事件如出一辙：都是借助 “小作文” 煽动舆论，都是以 “性别议题” 为武器，都是将无辜者推向深渊。倘若此类行为得不到遏制，下一个 “武大肖同学” 或许就在不远处 —— 可能是某个不善言辞的学生，可能是某个默默耕耘的年轻教师，甚至可能是任何一个缺乏 “反制能力” 的普通人。

深究这些 “小作文构陷” 事件的根源，不难发现极端性别议题的蛊惑是关键推手。在部分别有用心的言论引导下，一些年轻人将性别关系异化为 “零和博弈”，把正常的人际交往解读为 “压迫与反抗”，甚至形成 “只要站在‘弱势方’立场，无论事实如何都能占据正义” 的扭曲认知。于是，“诬告” 不再是道德污点，反而成了 “争取权益” 的手段；“造谣” 不再是违法行为，反而成了 “对抗不公” 的武器。这群被极端思潮裹挟的人，早已偏离了理性讨论的轨道，站到了所有尊重事实、坚守底线的正常人的对立面 —— 昨天，他们的矛头对准男大学生；今天，又将女教师列为攻击目标；明天，谁又会成为下一个 “假想敌”？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思想引导的主阵地，在这场 “反构陷” 的斗争中责无旁贷。当前，部分高校对学生的 “权益表达” 教育存在明显偏差：只强调 “如何争取权益”，却忽视了 “如何理性表达”；只鼓励 “维护自身利益”，却淡化了 “尊重他人权利”。这种失衡的引导，让一些学生误以为 “嗓门大 = 有理”“会卖惨 = 正义”，最终走上用 “极端手段” 解决问题的歧途。因此，高校必须尽快补上 “理性表达” 这一课：既要教会学生通过合理渠道维权，比如向辅导员反馈、通过校领导信箱沟通、借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更要引导学生树立 “事实优先” 的价值观，明白 “权益” 的前提是 “不侵犯他人权益”，“发声” 的基础是 “尊重客观事实”。

除此之外，社会层面也需形成对 “小作文构陷” 的零容忍氛围。社交平台应加强对不实信息的审核力度，避免成为谣言扩散的温床；司法机关需明确对 “诬告陷害” 行为的惩戒标准，让造谣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媒体则应承担起引导理性舆论的责任，避免过度渲染性别对立、放大极端声音。只有高校、社会、司法形成合力，才能打破 “造谣零成本、维权高成本” 的怪圈，让 “小作文构陷” 失去生存的土壤。

从重庆工商大学的女教师被造谣，到武大的男学生被诬告，这些事件一次次敲响警钟：当极端思潮取代理性思考，当 “小作文” 取代事实依据，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我们不能等到更多无辜者被伤害，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不能让 “以谣治人” 的歪风，侵蚀掉教育的纯粹与社会的公平。唯有以理性为盾、以事实为矛，才能抵御极端思潮的侵袭，守护校园与社会的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