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国专家用激将法，让瑞士火炸药公司拿出保密的穿甲弹样本

说起1987年那件事，中国军工界不少人到现在还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什么间谍行动，而是靠一张嘴就把瑞士人手里的宝贝给套出来了。那时候，中国正忙着引进国外军工技术，重点是35毫米高射炮，但真正盯上的其实是里面的零梯度发射药。

这种药能让炮弹在不同温度下保持稳定性能，不像国内的，在冷地方射程短，热地方容易炸膛。瑞士厄利空公司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威美思掌握了这项技术，已经用在105毫米穿甲弹上，可他们死活不转让配方，只卖炮体和图纸。

中国代表团去验收时，总工程师蔡寅生就用激将法，质疑他们的数据夸大，结果瑞士工程师忍不住，拿出实物样本证明。这事儿后来直接推动了国内低温度系数发射药的研发，填补了空白。

蔡寅生是四川人，早年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成了兵器工业部的骨干。他专攻火炸药，搞了几十年，参与过好些国产高炮的改进，对温度对药效的影响特别熟。1987年他带队去瑞士，表面上是验收炮件，实际上是为了探零梯度药的底。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王泽山，1960年从军事工程学院火炸药专业毕业，后来在南京理工大学当教授，专研究含能材料。1999年他选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辈子就钻这个领域，带团队攻克了不少难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工技术还处在追赶阶段，高射炮在极端天气下问题一大堆。国产35毫米炮在新疆那种零下30度的环境，膛压低，炮弹飞不远；换到海南50度高温，膛压又太高，炮管都可能出事。

科研人员试过各种办法，但总觉得零梯度药不符合物理规律，做不出来。瑞士人却说他们有，而且已经在105毫米穿甲弹上用了好几年。

厄利空公司是老牌军火商，威美思是他们的火药供应商，厂子不大，但技术封得死死的。颗粒的配比和结构是核心机密，外人看不出门道。中国引进时，合同里明写着不转火药工艺，只能自己摸索。

1987年6月，代表团到瑞士，蔡寅生他们先在会议室谈，瑞士方反复说技术不卖。中国人只能带回炮体和图纸，药剂得自力更生。火炮好仿，药难配，因为颗粒直径差一点，燃烧速度就变，弹道就乱。国内早试过仿制，但总卡壳。

验收那天，蔡寅生在样品室环节，直接指出他们的膛压图在低温下初速不可能那么高，有虚标嫌疑。瑞士工程主管是个五十多岁白人，听了脸红，忍不住从柜里拿出一发105毫米穿甲弹样本，弹体黑漆，底部有编号，说这是豹1坦克的标准弹。

蔡寅生他们围上去看，记下底火结构、药室封装和尺寸，这些能反推温控设计和药量。瑞士人想证明中国人不懂，结果暴露了实物存在。

回国后，蔡寅生写报告，上报兵器工业部预研办公室。报告就几页，描述样本特征和建议重新论证零梯度可行性。这直接成了证据，专家会上有人拍桌子说做不到，但蔡寅生说人家有样本，就不是不可能。

项目推进快，1990年低温度系数发射药正式立项，南京理工大学和辽宁向东化工厂协作。王泽山54岁接手，他强调不抄瑞士路子，从中国条件出发。

1988年开始，团队在南京理工三楼实验室干活，设备旧，风扇嗡嗡响。王泽山每天指导配药，审数据，查资料，睡得少。颗粒不是均匀的，得设计内部燃速梯度，低温快点，高温慢点。重点在稳定剂含量、包覆层厚度和结构平衡。

原料从向东厂来，一袋袋开封，学生筛颗粒，王泽山自己调比例。1989年第一轮试射失败，弹速偏差大，压力不稳，弹壳变形。他们锯开弹壳，分析药渣，发现封装材料低温下太脆。

王泽山换成氮杂环复合材料，写清单送合成厂，重调挥发稳定性。又试一年，1990年冬天在海拉尔靶场，零下32度，三发试射，命中准，偏差不到1%。1991年高温测试，48度放72小时，性能稳。

报告交上去，1991年就确认能替旧药。1996年拿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兵器系统好多年就这一个一等奖。后来PG-99式双管35毫米高炮用上新弹，击穿能力升14%，高寒稳定升200%。

80年代末，国际军贸管得严，瑞士不卖核心，就逼中国人自己干。激将法不是骗，是套信息，证明技术存在，就够立项了。

王泽山的学生后来成骨干，实验室升级，旧楼没拆，墙上标语留着。蔡寅生退休前还干军工，王泽山一直研究，贡献大。

这事儿证明，技术战不光硬件，瑞士输在傲慢，中国赢在坚持，这是中国军工史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