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敌军士兵攻破城池后经常奸污妇女，统帅却不阻拦，有何隐情

公元736年隆冬，长安城西市的驿站火把通明。赶自陇右的军情奏报摆上案头，“河西军攻凉州，已许三日不封刀。”短短一句，足以让在场大臣一阵默然。三日不封刀意味着什么，经历过兵荒马乱的人都懂：城破之后，金银、粮秣乃至妇女，全被视作士兵的战利品。这一幕并非唐一朝独有，往上追溯到战国，往下延展至明末，屡见不鲜。为什么统帅明知此举残酷，却任由它发生？答案远不止“军纪败坏”四个字。

先说粮饷，兵部账簿上的数字从来经不起实战检验。一名步卒日耗三升粮，骑兵更多，若遇山路水道，运输损耗动辄翻十倍。战时调度往往超出王朝承载极限，统帅只能把补给摊派给未来的“胜利成果”。对士兵而言，城里仓廪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口粮，妇女、金饰不过是顺手的外快。统帅若想士卒豁命冲锋，就得给出这样的“画饼”，哪怕明知后患无穷。

再谈赏格。封建时代的正式军功奖赏流程繁琐，申请到兑现少则月余，多则一年。急性子的大头兵耐不住。于是，“听任自取”成了最快捷、最直接的功劳兑现方式。宋高祖赵匡胤回忆后周军入汴时就说过：“若不视钱财妇女为赐，此辈即作恶向我。”统帅与兵卒之间，隔着生死与时间的鸿沟，看似冷酷的默许，其实是最快生成忠诚的黏合剂。

士兵的精神压力同样是隐形推手。古战场刀光血影，死亡率随时飙高。生理的饥饿尚可忍，心理的恐惧则需要出口。行为学者指出，极端环境下，男人倾向通过暴力和性来麻痹焦虑。对古代普通战士而言，祭刀、饮血、纵欲，是唯一能抓住的宣泄阀门。一旦被堵死，火药桶就可能在营内炸开，首先殃及的是直接上级。统帅出于自保，也难以完全遏止此类发泄。

值得一提的是，王朝法律并非对此毫无约束。唐律·军防条列明：“军人破城，劫夺妇女者斩。”条文凛然，却极少落到实处。原因在于执法主体仍是军中将佐，他们同样仰赖士卒刀尖夺城。若真大开杀戒整治己方，触动的是整支队伍的生存线。法律在此刻让位于权宜，是现实逼出的妥协。

心理与物质双重压抑下，暴力更易附着于社会层级。城破当天，首当其冲往往是士绅豪族。兵卒并不全是“仇富”觉醒，他们只是清楚那里才有足够值钱的东西，也确信这些人家缺乏武装自保。掠夺妇女固然出于兽性，但也混杂着对旧有阶层的敌意与报复。对底层兵丁来说，这既是洩愤亦是重新划分秩序。

然而，默许掠夺带来的副作用很快反噬。城中财富被洗劫，赋税体系撕裂，新占据的城市难以持续供应军队。更糟的是，暴行会快速摧毁地方对新政权的认同，后续治理成本倍增。唐末节度使高骈曾叹：“一日纵兵，十年难立。”话语刺骨，却是经验血泪的总结。

不同统帅之间也有差异。曹操收北地时推行“约束三日”，只准抢粮，不许私害百姓；朱元璋立军纪，明令奸淫者斩，违者连坐。但纸面军令必须建立在足额军饷之上。朱元璋能做到，是因为他掌握江南漕运粮道，并用沈万三、张士诚遗留的江南财富填补后勤。曹操能做到，是因为他以屯田弥补空虚。没有充足物资支撑，再严厉的军纪最后都难逃形同虚设。

试想一下，若是补给充沛、士气稳定，统帅会愿意把未来数十年的民心拱手葬送吗？绝大多数不会。可惜在王朝末世或大规模拉锯中，“放纵三日”往往被视作最省事、最立竿见影的筹码。士兵籍籍无名，一旦战死，家属难得抚恤；活着攻破一城，至少可携赃带俘求个温饱。在这种扭曲的利益链下，暴行变得近乎必然。

“让他们宣泄，否则后院先起火。”史书未必出现原话，却处处透着类似逻辑。公元907年，后梁军攻洛阳，一位偏将看到部下冲向富户，低声劝阻，士卒却回一句：“将军若挡财路，兄弟先斩将军。”寥寥十二字，把生死翻转的现实剖开。

纵观千年，攻城之际的种种暴行，看似离不开“官不理，民受难”的窠臼，本质却是补给体系、赏功机制、心理张力三股力量合流后的黑色漩涡。要彻底根除，除非打破传统兵农分离、改造后勤与法度，否则任何王朝都难免重蹈。历史的铁律如此冰冷，却也让后世读者更能体会“治兵先治心，养兵先养命”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