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凌晨三点,再往前推二十米,就在这儿扎根。”班长杨传友把声音压得极低,话音落下,七名炮手的肩膀同时一沉,85毫米加农炮顺着湿滑的山腰继续挪动。对面高地里,越军机枪仍在拖着长长的曳光弹弧,仿佛不知道一支炮兵连正悄悄逼近。
炮兵往前线凑得如此之近,原因出奇简单:常规的曲射榴弹炮对山洞毫无办法。越北喀斯特地貌遍地天然岩洞,炸弹落在洞口,冲击波被石壁一挡,洞里的人员顶多耳鸣几秒。必须直射,必须贴身——这是152师旅部送来的唯一结论。于是,七连接到命令后,拆掉牵引车,改用人力推炮;为了隐蔽,他们把炮管擦得锃亮,又用旧棉被包住炮盾以防磕碰出声。三小时后,阵地打下木桩,炮口与越军前沿仅剩二百米。
拂晓前的静默持续不到十分钟。六门加农炮突然齐响,火光把山谷照得通红。第一轮射击,只用了九秒,整座山头被高爆弹削掉一层土皮,紧接着洞口喷出黑烟和碎石。凭借贴身直射,七连一举撕破敌人的交叉火力网,步兵随后冲锋。冲锋结束后,工兵掂着探雷针上山清点战果,越军遗体旁散落着一本军官日记,封皮被弹片刮出一道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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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疯了,中国炮兵把大炮当机枪,两百米开火,子弹都来不及抬头。”日记写在17日黄昏,作者原本想在复和会合上级。笔记到此戛然而止,枪火恐怕就在下一页将他打断。对于参战的越军而言,高炮与机枪的心理压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短短一页字,比官方公报更能说明抵近炮击的震慑。
从17日到19日,七连几乎没停。每次步兵攻高地,他们便把炮往前推;火力点越隐蔽,炮口就越往里钻。最险一役发生在19日上午,目标是一处无名高地,敌人在主峰、侧翼和背坡布下三层机枪网。七连选择从山脚绕到一条干枯水沟,炮轮陷进泥里拔不出来,战士干脆脱掉鞋袜下水抬炮。枪声、炮声、汽油机声混杂成一片,越军显然觉得不可思议——谁会把牵引炮抬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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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阵地刚展开,敌人朝炮盾泼下一排排子弹,那些子弹打得钢板啪啪作响。炮手们低头操作,测距、校角、装弹,一气呵成,随后是六响齐发。山洞口塌方,重机枪哑火,步兵趁隙占高地。全程不到半小时,统计显示:27发炮弹,毁火力点11个。炮手们形容当时的感觉“像站在靶场打固定靶”,只是靶子会还击。
抵近射击的代价很高。七连第三班副炮长马春晓在第八轮射击时被山后偷窥的狙击手击中肩胛。卫生员抢救他,他却咧嘴笑:“炮还管用吧?那就行。”这种近距离硬碰硬,敌我都在火力覆盖圈里,跟刺刀拼杀没两样,所以前方口口声声喊“炮兵上刺刀”并非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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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也学得快。20日清晨,他们在复和以北布置反坦克导弹阵地,打算截断解放军的坦克群。坦克需要宽阔道路,只能走山口,而炮兵不受此限。七连先登,把炮架到距导弹阵地一千七百米的拐弯处,多管火箭无法压制的细长山脊,就交给加农炮来处理。六炮依次调整射界,打碎石壁、打弹药箱、打指挥棚,半小时内敌阵地起火四次。步兵呼啸而过,坦克连滚进复和街道。
作战结束后,42军清点射击数据:七连累计发射高爆弹一百零三发,摧毁火力点五十三个,指挥部两处。有人问团长:“为什么不多备弹药?”团长摆手:“抵近炮击,精准度高,浪费就是罪。”这种“当机枪用”的打法,背后依靠的是火炮班组对距离、角度的秒级修正,同时也考验操作手在枪林弹雨中的心理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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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抵近炮击并非1979年的突发奇想。解放军在抗美援朝后期就做过试验,只是鲜有大规模实践。对越作战的喀斯特地形促使这种战术集中爆发,结果证明,短枪管、快速装填、低伸弹道的85毫米加农炮最适合扮演“超大口径机枪”。战后总结会上,前线指挥员一句话流传开来:“只要心脏够硬,炮兵就能变尖刀。”
再看那本越军军官日记,最终存放在南京军事博物馆翻译室。译者在边角写下注,“敌人的畏惧,往往来自想象不到的战术。”简单八个字,道出了抵近炮击的意义:不是火力多强,而是对方心理防线被强行拆掉。敌人以为炮兵只会躲在山后放冷炮,却没想到炮口能贴到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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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场硝烟散去多年,85毫米加农炮已陆续退出现役,但“炮兵上刺刀”留下的震撼至今在老兵口中流传。那既是技术与胆略的结合,也是极端地形中不得不出的奇招。有人评价说:“如果说步兵靠的是血性,那七连把血性焊在了炮管上。”这句话也许夸张,却形象勾勒出1979年春天那几昼夜的热度与钢铁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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