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档案馆里藏着本泛黄的线装册,封皮写着 “阵中日志”,是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的亲笔记录。1938 年 1 月 1 日那页字迹潦草却刺眼:“今日开设慰安所,每人 30 分钟,下士官 150 钱,士兵 100 钱。” 这本日记把日军慰安所的诞生时间钉在了纸上,可没人知道,那天走进南京这间慰安所的第一个姑娘,有没有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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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慰安所是战争里的 “灰色角落”,其实根本是日军精心设计的 “人肉流水线”。19 岁的李寿段老人到死都记得,1943 年春天有人来村里招 “炊事员”,说管吃管住。她跟着走了半宿,进了个挂着 “军属服务社” 牌子的院子,门一锁,这辈子就变了样。
刚进院就被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拽进小屋,扒光衣服翻来覆去检查。后来她才知道这是军医,手里的镊子比刺刀还狠。有个比她小两岁的姑娘因为 “皮肤不好”,当天就被拖出去,再也没回来。她还算 “合格”,被编了号 “7 号”,分到靠墙的木板床,床脚还拴着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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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天不亮,院子里就排起长队。日军士兵拿着牌子喊编号,喊到谁谁就得掀开破布帘。李寿段最怕冬天,西北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响,身上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还得硬扛着。有次她发烧到浑身发抖,日本女监工拿着登记本戳她脑袋,骂着 “废物” 就把她拖下床。那天她接待了二十多个士兵,晚上连爬回床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在地上啃个冷饭团。
日军嘴里总说设慰安所是为了 “防性病、守军纪”,全是骗人的鬼话。上海师范大学后来查档案发现,日军内部流传 “29:1” 的说法,意思是 29 个士兵配一个慰安妇才够 “稳定军心”。为了维持这个比例,他们给姑娘们打一种叫 “606” 的针,说是 “防病药”,其实里面掺着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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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博鳌的幸存者回忆,打完针浑身又热又麻,疼得钻心却喊不出来。后来才知道这药本来是治梅毒的,健康人打了会绝育,日军就是要让她们彻底变成 “不会出意外的工具”。每周军医还会来体检,拿个小本记 “使用情况”,谁要是怀了孕,直接灌药堕胎,有姑娘反抗就被活活打死。
这些不是乱兵的胡作非为,全是写在文件里的规矩。南昌慰安所的档案里,连 “每日接待人数”“士兵满意度” 都有记录,军官提意见说 “姑娘太弱”,军医就建议 “增加给食量”—— 所谓的给食,不过是每天多半个饭团。1943 年冬天,芒市慰安所还出过份 “人员调配令”,把 20 个姑娘像运物资一样调到前线,理由是 “战线推进,需补充服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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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那些 “日常”。安徽桐城的慰安所里,姑娘们不能穿衣服,日夜都得待在床前。有个牧师偷偷溜进去过,说三层楼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人死,早上拖走尸体,下午就补上新抓来的姑娘。海南塔洋桥边更惨,50 多个姑娘因为 “不配合”,被集体枪杀在河边。
日军士兵自己都看不下去。有本遗留的日记写着:“7 号今天流了好多血,军官说下次别找太小的,浪费。” 他们把姑娘们当消耗品,用坏了就扔。滇西战场物资紧缺时,甚至有部队把病死的慰安妇当成 “特殊供给”,这种事连日军士兵都骂 “不是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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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更是难如登天。有个江苏姑娘趁夜色跑了三公里,刚钻进树林就被狼狗追上。日军把她拖回慰安所,让全营士兵轮流 “教训”,第二天尸体就挂在门口,牌子上写着 “逃兵之妻”。其实她们根本不是谁的妻子,连名字都没人记得,活着是编号,死了是 “废弃物”。
1945 年战争结束,幸存的姑娘们以为能回家,可噩梦还没停。辽宁的赵丽娟返乡后,村里人指着她骂 “日本老婆”,她两次上吊都被救下来,最后只能躲在山里靠女儿养活。她说最怕照镜子,总觉得镜子里的人早就死在那个编号 “9 号” 的木板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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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90 年代,这些故事才敢公之于众。2000 年大阪女性战争法庭上,幸存者们拿出军医记录、日军日记当证据,可日本政府根本没来出庭,还说这是 “非官方行为”。那些泛黄的档案里,36 万到 41 万的受害人数数字冰冷,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像李寿段、赵丽娟这样活生生的人。
现在南京的慰安所遗址改成了纪念馆,墙上挂着幸存者的照片。有张照片里,李寿段老人的手布满皱纹,她指着自己的胳膊说:“这里的针孔,一辈子都没消。” 新井淳的《阵中日志》就放在旁边,两相对比,谁也别想抵赖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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