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王建安缺席55年授衔、后来长期不被重用？54年不肯批人是主因

新中国有57名开国上将，但是王建安和李聚奎很特殊，他们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补授。

李聚奎情有可原，他是被调到石油工业部、暂时离开了军队，1958年重返军旅时就立马补授了。

而王建安的经历就有些耐人寻味，他一直在军队中，资历和贡献都够，却被压了一年，并且后来的几十年，他都只是军区副司令员。

连叶剑英元帅后来都为他叫过屈：建国以来，王建安不计较职务高低，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怨。

那么，王建安为何会有此遭遇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最关键的是1954年不肯批人，使得自己被批了。

标准的上将资历

王建安早年参加过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红4军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解放军第七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期担任过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

简单来概括，王建安参与了重要起义，是红军军级干部、解放军正兵团级干部，这个资历要授上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955年参与授衔的正兵团级将领，除了自请降衔的余立清是中将、王树声和许光达是大将，其他30多人全是上将。

所以，王建安被压了一年不是因为资格方面的问题。

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深究起来，可以说是脾气。

早前因为脾气跟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有矛盾，解放战争中又因为脾气跟上级有了冲突，1954年还是因为脾气没有去批人。

这一系列事情弄下来，差点被授予中将军衔，还是罗荣桓元帅从中调节，才让他得以被补授上将。

复杂的拖枪出逃

王建安出自红四方面军，按理来说跟这支部队的将领关系不会差，但是在1937年的拖枪出逃事件上，他却被许多老战友记恨上了。

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之后，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由于原领导人张某曾做出错误的事，许多高级将领都受到牵连。

在抗大学习时，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经常挨批，许世友曾被气得吐血、刘世模用枪自杀未遂...他们不知道这种日子要持续多久，因而生出离开延安的念头。

许世友性格最为冲动，他做了牵头人，短短几天就有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共30多人决定同去巴东找刘子才打游击。

他们商议的计划是在1937年4月4日晚10点，携带武器，去抗大第五队的厕所侧面集合，然后由许世友带头，从北城门出逃。

离开延安后，沿途以红军的名义找饭吃，当时正值国共谈判时期，即便到了白区也可以用抗日的名义向地方派粮捐款作为经费。

这个法子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如果真这样做了，那就是实质脱离革命队伍。因此，王建安一时气愤答应后，很快就犹豫了。

他是政工干部，脾气没那么激进，思想得也比较多，担心这样一走了之会激化矛盾，国共两党都讨不到好，还影响了一辈子的名誉。

于是，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王建安找到许世友说自己要退出，结果遭到拒绝。许世友直言事到临头不去，会有泄密的可能，再说这样的话别怪大家不客气。

王建安只好暂时应了下来，不过，他回屋后越想越后怕，就将事情上报给了谢富治，当晚抗大校长林总就带队入校拉起紧急集合，按王建安给出的名单抓人。

最终这30多名参与的干部都被安排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人因此而被处决，但心里或多或少都对王建安有些意见。

许世友跟王建安本是红四军的搭档，此后多年都没有来往，直到济南前夕毛主席点将让他们配合，才有了两人的冰释前嫌。

激烈的“犯上之举”

日本投降后，罗荣桓带领山东主力大举进军东北，王建安则留了下来，配合新上任的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一起作战。

而解放战争爆发初期，陈老总指挥的山东部队六战五败，使一部分将领产生了看法，王建安就是非常激进的一个。

王建安在山东的时间比陈老总长，提出过一些建议，但都没被采纳。如果能打赢当然没什么问题，可遭遇了接连失败，王建安的脾气就上来了，甚至跟陈老总拍过桌子。

这些行为传到中央领导耳中后，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倔强的拒绝批评

不过，要说最关键的，还要属1954年不肯跟着批人。

这一年东北的高、华东的饶出了事，有许多人也被波及，受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东北的贺晋年、华东的王建安。

王建安曾长期在饶麾下战斗，还是经他推荐出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两人有一定的私交，且王建安很认可饶的为人及工作能力。

只是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东北的高、华东的饶成了被批的对象，华东军区也多次召开批判会议。

领导要王建安发言时，他却拒绝攻击，最终军区就在公开报告中给他下了结论：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

有这么个定性，授衔前有人就提议把王建安的军衔降为中将，压一压他的气势，中央首长也认可该想法。

好在是评衔负责人罗帅很公道，他觉得如果是因为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就将王建安的军衔改为中将，很不公平。所以就暂时划掉了王建安的名字，让他反省认错。

1955年，看见别人都穿上新军装、佩戴好将星，王建安内心受到触动，他主动做了检讨。

罗帅认为这样的经历已经算是一种惩治，再加上有很多老战友联名写信反映王建安的军衔问题，最终上级才同意在1956年为王建安补授上将。

军衔有了，可王建安的职务始终不高，当时大部分上将不是在大军区担任正职，就是到总部承担重要岗位，王建安却始终是副职。

即便换过沈阳、济南、福州三个军区，都是副司令员。1975年，中央把他调到了中央军委担任顾问，算是退居二线。

有些老部下为他鸣不平，认为按照他的贡献、资历，不应该总是给人做副手、当顾问。王建安却不在意，坦率道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能对国家有益就行。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品质，叶帅才会感慨地说：建国以来，王建安不计较职务高低，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