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把那套餐具摆上了桌,四只碗,四双筷子,白得没有一丝花纹,干净得甚至有些晃眼。儿子赵建军的脸,刷地一下,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儿媳晓莉一把拽过孙子浩浩,连句“妈,我们走了”都没说,几乎是落荒而逃。从那天起,我那原本天天闹得跟菜市场一样的家,彻底安静了。他们再也没回来吃过一顿饭。
而这一切,都要从三个月前,他们卖了房子,说是要“暂时”搬来和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婆一起住说起。
我叫桂兰,退休前是个小学的后勤老师,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大儿子赵建军。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省吃俭用,心里眼里都是儿子。他结婚,我掏空了积蓄付了首付;晓莉生孙子,我跑前跑后伺候月子。我觉得,我这个当妈的,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日子,就图个清静。
可三个月前,建军和晓莉带着浩浩,大包小包地敲开了我的门。建军一见我就叹气:“妈,我和晓莉商量了,现在房价高,我们想把那套小的卖了,攒点钱,换个学区房,为了浩浩上学。这中间,就得在您这儿过渡一下。”
我一听是为了我大孙子,哪有不答应的道理?我这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虽然不大,但挤挤总能住下。我当时还挺高兴,心想着,这下好了,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我也不孤单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热闹”的代价,是我连骨头渣子都快被啃没了。
刚开始的一个星期,还算客气。晓莉会象征性地买点水果,建军下班会问一句“妈,累不累”。可一个星期后,他们的本性就露出来了。每天早上我五点半就得起,给他们一家三口准备早饭。浩浩要喝现磨豆浆,晓莉要吃煎蛋三明治,建军口味重,得给他下碗带肉臊子的面条。
等我把他们伺候走了,转身一看,厨房里像打过仗一样。我这腰,弯下去就直不起来,还得一点点收拾。我一个月退休金三千八,以前一个人过,绰绰有余。可他们来了之后,我那点钱,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
晓莉嘴刁,不是新鲜的活鱼她不吃,不是品牌的排骨她嫌腥。浩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三顿,牛奶水果零食不能断。建军呢,就好那口酒,隔三差五就得让我去给他买两瓶好点的白酒。家里的菜米油盐,水电煤气,全是我一个人在掏钱。
有一次我实在是手头紧,月底了,就剩两百多块钱。我跟建军说:“建军,家里米快没了,你下班顺路买一袋回来?”
他头都没抬,眼睛盯着手机打游戏,不耐烦地说:“哎呀妈,我哪有空啊,您自己去楼下超市买一下不就得了?我这月工资还没发呢,手头也紧。”
我心里那个凉啊。手头紧?前两天我还看见晓莉拆快递,一件新裙子,吊牌上写着八百多。浩浩的玩具,堆得客厅都没下脚的地方,哪个不是一两百块钱?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我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菜,晓莉夹起一块红烧肉,眉头一皱就放下了:“妈,今天这肉是不是有点肥了?吃着腻。下次您买点纯瘦的。”
浩浩有样学样,把我给他炖的鸡汤推到一边:“奶奶,我不喝这个,我要喝可乐。”
建军更是连句场面话都懒得说,只顾着埋头扒饭,吃完了碗一推,就去客厅沙发上“葛优躺”,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剩下满桌的狼藉,一水池的油腻碗筷,都是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下一下地洗刷。
我不是没想过跟他们谈谈。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对正在看电视的建军说:“建军啊,你看你们是不是也该……分担点家里的开销?妈这退休金,实在是撑不住了。”
建军把遥控器一扔,嗓门立刻就高了:“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住你这儿,是看得起你!不然你一个人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再说了,我们卖房子的钱,不也是为了浩浩的将来吗?我们现在是困难时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你是我亲妈,跟我算这么清楚,传出去让人笑话!”
晓莉在旁边阴阳怪气地帮腔:“就是啊妈,我们又不是不给,等我们买了新房,还能亏待您吗?您现在帮我们一把,以后我们给您养老。您怎么连这点账都算不过来呢?”
我被他们俩一唱一和说得哑口无言。是啊,我是他亲妈,我算计这些,是不是太小气了?可我的腰酸背痛是真的,我的退休金见底也是真的。我感觉自己不是他们的妈,而是他们家请来的一个不要钱的保姆。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上个星期。那天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想着一家人好好聚一聚。我花了三百多块钱,买了条大鲈鱼,还买了只老母鸡准备炖汤。生日那天,我从早上忙到下午,做了八个菜,摆了满满一桌。
可我等到晚上七点,他们一家三口才晃晃悠悠地回来。一进门,晓莉就把一个蛋糕盒子往桌上一放,说:“妈,生日快乐啊,我们单位临时有事,回来晚了。”
我看着桌上已经凉了半截的菜,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笑着说:“没事没事,快洗手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建军接了个电话,我隐约听见他说:“放心吧,票都买好了,下周就出发,去三亚玩一个礼拜,酒店都订好了,五星的!”
挂了电话,晓莉兴奋地跟浩浩说:“宝贝,下周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大海!”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他们跟我说手头紧,没钱买米,却有钱去三亚住五星级酒店?我这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够他们住一晚酒店的吧?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无比陌生。这还是我那个懂事的儿子吗?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一桌子菜,在他们眼里,可能还不如一盘酒店的自助水果。
那顿饭,我一口也吃不下去。他们吃完后,照例把碗筷一推,就去看电视了。晓莉还催我:“妈,快切蛋糕啊,浩浩等着吃呢。”
我没动。我默默地站起来,走进我的房间,打开了最里面那个尘封已久的柜子。柜子深处,放着一个布包,包了一层又一层。我解开布包,露出了里面那四只白得刺眼的瓷碗和四双筷子。
这是我老家的规矩。人去世后,办白事用的餐具,是不能带回家里日常用的。这套餐具,是我爸去世时,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戚剩下的。按照习俗,这些东西都该在坟头摔碎或者埋掉,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留了一套下来,带回了城里。我老伴说这东西不吉利,让我扔了,我没舍得,总觉得是父亲留下的念想,就一直压在柜底,二十多年了,一次都没用过。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既然你们觉得我们之间的亲情这么廉价,那我这个当妈的,也就不必再自欺欺人了。
第二天中午,他们又像往常一样,等着我开饭。我把饭菜端上桌,然后,我把我房间里的那套餐具拿了出来,一人面前摆了一副。
晓莉最先发现不对劲,她拿起那只碗,翻来覆去地看:“妈,今天怎么换碗了?这碗……看着怪瘆人的。”
建军也皱起了眉头:“妈,你从哪儿掏出这么一套东西来?看着像……像……”
他没说下去,但他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那个地方出来的人,谁不认识这种白事上用的“丧碗”?用这碗给活人盛饭,那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那是在说,你这个人,在我心里,已经“死”了。这是最恶毒,也最无声的诅咒。
我没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饭,用的是同样的一只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要让我过这样的日子,那我们这个家,就一起“死”了吧。
空气死一般地寂静。建军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戳穿了的羞愧。
晓莉的反应最快,她“腾”地一下站起来,脸色惨白,一把拉起还在发愣的浩浩,尖声说:“赵建军,你还坐着干什么?这饭你敢吃吗?走!”
她说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门。建军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妈,你……你真够狠的。”
然后,他也摔门而去。
门“砰”的一声关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坐在桌边,看着那一桌子没动的饭菜,和那几只白得刺眼的碗,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我狠吗?也许吧。可但凡有一丝温情,但凡他们对我有一点点的尊重和体谅,我又何尝愿意走到这一步?
当天下午,他们就回来把东西都搬走了。没有争吵,没有告别,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电视。有时候,房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确实会觉得孤单。可每当我拖着我那不再酸痛的腰,用我那份足够自己开销的退休金,给自己买点喜欢吃的东西时,我又觉得无比的轻松和自在。
人啊,不能太心软。心软,就是把刀子递给别人,让他们来捅自己。血缘是根绳子,但它不该是枷锁。我养你小,你养我老,这没错。可“养”,不是啃,不是吸血。大家说,我做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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