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进士，明代马上就可授官，清代为何需经历候补？

进了进士，上任快慢两样。

说白了，就是同样考上了，明朝能很快上岗，清朝常常得等很久，有的人等上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难说清。这不是运气好坏那么简单，而是体制和规则把路拦得死死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把时间线拉开看，先讲清朝的情况。到乾隆年间，朝里干起了把钱当通行证的事情，官位开始能“买”。文官里能捐到正五品郎中，地方上的官最高能捐到正四品道员。朝廷还把道员的实缺定了个价，写得明明白白，要一万六千四百两银子；要个空名头的虚衔也得五千二百四十两。换句话说，有钱的人先花一笔钱把位置占住了，想真干事还得再掏钱。跟着，军功保举也成了路子：谁打了胜仗、办了事就能被保举一把。科举这条正路，跟捐纳、保举、学校推荐、世职继承这些旁门左道一起挤着缺额，原本吏部靠月选分配的机制慢慢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原来一轮可能处理十七个名额，后来变成二十三个，一轮下来要处理五十多个名额，各种“插队”“抵班”“坐班”的说法就出来了，普通人排不上号，耐心也被耗光了。

乾隆三十一年，也就是1766年，朝廷搞了次所谓的“大挑”。名目上说是为了解决积压，各省按照大省挑180人、中省120人、小省76人，总共两千名举人被挑走。挑人的办法挺粗暴：把举人排成行，跪着过堂，王公大臣看长相、听说话，长得精神、会说话的列一等分发去当知县试用；说话一般的列二等，回吏部等着当教谕；长相口音都差的，直接淘汰。那回挑完的统计数字是一等847人，二等1151人，可全国实际空缺不到一千五百个，能实实在在上岗的更少。更要命的是，这种“大挑”并不是常办的事，从乾隆三十一年到光绪三十一年这139年里只办了十七次，间隔最短六年、最长九年，这对大多数人几乎没啥帮助。被当场刷下的举人，像阎敬铭那样，个子矮、两眼不对称、衣衫不整，刚跪下就被喝令先起走人，场面尴尬得很。想想那些人，跪了半天被羞辱着打发回去，回到家可能连家里人都不好意思见。

把时间往回拉到康熙时期，问题早就开始显现。顺治入关后学着明制开始考试，顺治二年颁布了《钦定科场条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候选、候补的人太多，京城里一圈人等着分配。吏部想办法缓解拥挤，于是规定让一部分人先回籍等通知，叫“回籍候选”。表面上书面处理起来轻松了点，实际带来的后果是不少人回去后病死、老去，吏部根本掌握不了他们的情况。康熙八年就有御史上书反映这事儿，说回去的人生死不明，等缺额时候人都不在了。清代进士虽说总人数不算多，大约有一万七千名，但里面要等好几年、十几年才拿到实职的不在少数。按规矩，丁忧要守三年家，候补的人又要在家待着等缺额，这么一拖，人就老了、病了，劲儿没了。国库要紧时，康熙皇帝居然下过旨允许捐纳买候补的知县、州同等职位。开始时大家都说是权宜之计，但开了这个口子就很难收了回去。

再看看明朝的路子，往往走得更快更直。洪武十八年，也就是1385年，朱元璋定了新规：新科进士不能马上就被授官，得先去各衙门“观政”，本质上是实习，学着怎么处理公文、治理地方、跟百姓打交道。进了翰林院叫庶吉士，到了六部也叫观政进士，名称不同但都是见习期。见习普遍短，大多三到六个月，最多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就能发任命。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头名的待遇也很快，甲第一能给到从六品或正七品的位次，二甲三甲按成绩分配去部门或派到地方。速度快到让人吃惊：永乐二年朱棣选了六十个庶吉士进翰林，在文渊阁读三年，期满散馆能留下能外放，都处理得挺利落。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1594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推行了“掣签授官”，也就是抽签分配地方，这也是针对行贿请托的一种无奈的纠正办法。掣签看着公平，缓解了部分问题，但明代的大体特点是：殿试到拿到委任的速度快，最快两三个月，慢了也不到一年。

把两套体系并排看，就能理解为啥差别会那么大。明代这条路比较单一，科举考得好，能较快转化成行政岗位，整个链条短而清；清代这条路被各种渠道塞满了，捐纳、保举、世职、议叙这些通道把本来有限的缺额提前占掉，真正靠考试排上的人只能靠后面排队。排队等得久了，人不只是年龄增大，精力、家庭、经济也受影响。有人等着等着头发白了，甚至有人还没等到就走了。制度上的这些细节——回籍候选带来的信息断层、卖官满街跑、保举和捐纳扩张、大挑的尴尬场面、跪在廷上被当场刷掉的举人形象——都能说明，为什么同样是读书人，入仕这件事上，差别能从几个月拉到十几年。这不是个别人的倒霉，而是规则不同、游戏规则被改写了。

在那些等待的人身上，你还能看到更直观的后果：有人把年轻的年月全搭上了，家里老小等着靠科举翻身，结果等候期把机会和青春都磨没了；也有人靠着捐纳占了位置，却不一定会真心做事，满朝文武的风气就会被这样慢慢改变。这样的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看清，但把人往制度里一放，生活的轨迹就被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