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十余年演进（2015-2025）：从“市场理性”到“人类福祉”

导 语

自1969年首度颁发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伴随人类思想演进走过半个多世纪。截至2025年10月，这项素有“社会科学皇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美誉的奖项已嘉奖共计99位杰出学者，完整见证了经济学从聚焦市场运行规律的学科，逐步演进为关怀人类福祉的综合性科学。这一转型在近十余年尤为显著——经济学正在突破传统边界，与心理学、环境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深度交融，重塑着我们对经济现象的认知维度。

从2015年至2025年，过去十一年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可系统地归纳为五个既独立又关联的核心领域：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因果推断方法论、市场、金融与制度设计。它们共同勾勒出经济学向更复杂、更务实、更人性化方向发展的图景。在这十一年间，各研究领域的获奖次数统计如下图所示：

图源：京领制图

1

发展经济学的转型：

从宏观理论到微观干预

201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而摘得诺奖。商品与服务的消费是决定人类福利的基础性因素。个体间的消费分布，关系到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诸多重要议题，其中就包括不平等与贫困问题。迪顿的工作深化了全球对于贫困和福利机制的理解。

1980年，迪顿与约翰・穆尔鲍尔（John Muellbauer）提出的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及其后续扩展模型，至今仍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中被广泛应用。迪顿的研究将需求系统估计——即对不同商品消费选择的定量研究——提升到了更为精细化和普适化水平。1997年，迪顿设计的家庭调查问卷工具，使得收集高质量微观数据成为可能。他批判了简单的跨国数据回归，强调必须理解个体家庭的消费行为、营养摄入与经济选择，才能制定有效的扶贫政策。迪顿推动了发展经济学从“以粗略宏观数据为基础的理论性领域”，转变为“以高质量微观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领域”。他的研究为世界银行的贫困线设定、以及各国政府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2019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夫妇以及来自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学者，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方法”获得诺奖。他们开创性地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这一生物医学黄金标准引入发展经济学。通过在现实世界中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他们能够排除混杂因素干扰，精确评估具体干预措施的真实效果。

克雷默团队在肯尼亚当地选取了多所基础条件相近的学校，并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学生免费获得驱虫药物，而对照组则不作干预。这一严谨的实验设计有效剥离了学校设施、家庭背景等混杂因素的影响，使学生出勤率的变化得以更准确地归因于驱虫干预本身。实验结果显示，服用驱虫药的学生群体缺勤率显著降低了25%。其内在机制在于：非洲贫困地区儿童普遍面临肠道寄生虫等感染威胁，这些疾病虽不致命，却会导致其长期营养不良与身体不适，成为阻碍学龄儿童坚持上学的重要隐性因素。通过驱虫药物切断这一致病链条，能从根源上改善儿童健康状况，进而有效提升教育参与度。这一发现打破了“教育改善必须依赖校舍建设、教材投入等硬件投入”的传统思维，证明像免费驱虫这样低成本、高效益的精准干预，同样能对教育公平与可及性产生实质性推动。该研究成果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采纳，成为全球范围内学校卫生计划的重要实践依据。

班纳吉与迪弗洛夫妇则选取印度教育资源薄弱、学生学业水平落后的学校为样本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获得教学助手辅导的学生，数学及格率较对照组高出约15%至20%；而参与计算机辅助学习项目的学生，在知识点掌握速度上比对照组快约30%。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针对学习落后学生实施“定向帮扶”的教育干预，能够有效弥补常规教学的不足，显著提升其学业表现。从本质上讲，该研究以扎实的实证证据，突破了“提升弱势学生成绩必须依赖大规模教育资源投入”的传统思维定式，为发展中国家推行低成本、可复制的教育扶贫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定向帮扶显著提升了教育成果

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三位学者的工作催生了“证据导向的政策制定”潮流，将发展经济学从宏观理论争辩变成了一个充满具体解决方案的“精工工具箱”，直接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以及健康政策。

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路径在2015年与2019年两届诺贝尔奖中得以完整呈现：从迪顿建立的微观数据基础，到随机对照试验带来的方法论革命，标志着经济学完成了从理论推演到实证干预的转变。这种以微观证据取代宏观经验、以精准干预替代粗放施策的研究转型，不仅重塑了发展经济学的学术模式，更将其转化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让经济学真正成为改善人类福祉的实践科学。

2

市场、金融与制度设计：

契约、拍卖与金融稳定的基石

2016年，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öm）因“对契约理论的贡献”获奖。他们的理论回答了“如何为复杂世界设计合同”这一核心问题。霍尔姆斯特伦的信息量原则阐述了如何将薪酬与反映员工努力程度的绩效指标挂钩；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则前瞻性地指出，由于无法预见所有未来情况，契约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因此剩余控制权（即资产所有权）的归属至关重要，这为理解公司并购等提供了核心分析工具。深刻影响了公司治理、高管薪酬设计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2020年，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因“改进拍卖理论和新拍卖形式的发明”获奖。威尔逊创立了共同价值拍卖理论，解决了“赢家的诅咒”难题（即拍卖时出价过高者可能因高估价值最终亏损）；米尔格罗姆则发展了关联价值拍卖理论，并设计了著名的同步多轮拍卖机制。该机制能同时高效地拍卖多个相互关联的牌照，极大地减少了合谋和策略性出价的可能性。

2022年，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因“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获奖。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提出的模型揭示了银行固有的期限转换功能（借短贷长）是其脆弱性的根源，并证明了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防止恐慌性挤兑的关键作用。伯南克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银行倒闭如何通过摧毁借贷关系这一信用渠道，从而将金融危机深化为持久的经济大萧条。他们的理论构成了现代金融监管的基石，直接影响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III》等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强化。

这三大奖项虽聚焦于契约、拍卖与银行等不同领域，其核心贡献却一脉相承：它们都深刻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市场与制度的深层缺陷——从契约的不完全性、拍卖的信息不对称到银行的内在不稳定，并以此为基石，为现代经济构建了至关重要的规则与制度设计，将经济学从解释世界的科学升华为塑造与稳定世界的工程学。

3

行为经济学的奠基：

从心理洞察到政策助推

2017年，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获奖。塞勒提出了“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自我控制”三大核心概念。此外，他还创立了心理账户理论，解释人们为何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钱；他通过禀赋效应证明，人们对失去一件东西的痛苦感远超得到它的快乐感。赛勒与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合著的《助推》（Nudge）将行为经济学带入公共政策领域，倡导通过优化选择环境（如将养老金计划设为自动参保）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形成了所谓的自由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

图源：亚马逊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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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推演

2018年，威廉·道布尼·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迈克尔·罗默（Paul M. Romer）因分别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整合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获奖。

诺德豪斯创建了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DICE），首次为碳的社会成本定价，为碳税等气候政策提供了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则突破性地将知识、技术和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因素，论证了创意的非竞争性带来的递增回报是长期繁荣的源泉。最终，诺德豪斯的模型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科学依据之一；罗默的理论则强调了政府对基础研究、教育和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投资的决定性意义。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决定经济繁荣”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他们通过融合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构建了制度经济学的系统分析架构，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兴衰根源的理解。这一研究将制度因素从经济增长的外生背景提升为内生核心变量，为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差距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统一框架。

2025年，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荣获诺奖，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研究中所作出的系统性贡献。莫基尔通过对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度考察，提出了“知识社会”的形成机制。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并非资本积累，而是“有用知识的持续增长与扩散”。16-18世纪欧洲出现的科学社群、技术手册与开放知识交流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一历史研究为创新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叙事支撑。

阿吉翁与豪伊特则通过构建“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纳入动态分析框架。他们的模型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新企业通过创新取代旧企业，而适当的市场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这一良性循环的关键。这一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为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产业动态提供了分析工具。

2018、2024、2025年的这三组诺贝尔奖得主，共同将内生增长理论推向了一个更完整、更深刻的阶段：罗默揭示了知识作为增长引擎的核心地位；阿西莫格鲁等人证明了包容性制度是启动这一引擎的根本前提；而诺德豪斯则划定了增长必须在其中的可持续边界。他们的工作共同表明，持续繁荣不再是一个技术或资本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构建激励知识创造、同时保障生态可持续性的制度设计问题。

5

因果推断的方法论框架：

从“相关”走向“因果”的重构

2021年，戴维·卡德（David Card）因“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获得一半奖项，乔舒亚·大卫·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威廉姆斯·因本斯（Guido W. Imbens）凭借“因果关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论贡献”共享另一半诺奖殊荣。三者的工作都为可信证据（Credible Evidence）建立了标准。

卡德利用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本质上是一种观察实验），通过比较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在最低工资调整后的就业情况，挑战了“提高最低工资必然导致失业”的传统教条。安格里斯特与因本斯则发展了严谨的计量方法论，如工具变量法与断点回归设计，这些方法能够巧妙地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转化为可识别因果效应的准实验。例如，利用兵役抽签号码研究参军对终身收入的影响。这标志着经济学实证研究已从“相关关系”迈向了“因果关系”。这套因果推断方法论已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评估机构的标准语言，使得对教育回报、政策效果等关键问题的评估更加科学。

2023年，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因“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戈尔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也是首位单独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其研究填补了“女性劳动史实证分析”的空白。

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戈尔丁并未使用复杂的计量模型，而是通过整合美国200余年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一项宏大的因果历史分析。她发现，性别收入差距的关键转折点并非发生在大学毕业时，而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称之为“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现象——即那些高薪职位往往要求随时待命、长时间工作，这与家庭责任产生了冲突。她揭示了差距的根源并非主要是歧视，而是深嵌于职业结构和家庭内部分工中的制度性因素。她的研究为企业推行灵活工作制、政府提供普惠托育等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2021年与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见证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变革——从相关性分析迈向因果性探索的科学转型。2021年的获奖者们构建了因果推断的方法论体系，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识别因果关系的科学工具；而2023年的研究则展现了如何运用这一方法论思维，揭示性别收入差距的深层制度成因。这两项开创性贡献标志着经济学不仅在方法论上确立了因果推断的黄金标准，更在实践层面将其成功运用于从劳动力市场到社会结构的广阔领域，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政策的能力。

结语

回顾2015至2025这十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进轨迹清晰地表明，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其身份的重塑。它不再只是研究市场运行规律的学科，而是正在成为一门致力于改善人类境况的科学。从对抗全球贫困的精准干预，到促进性别平等的制度变革；从驱动长期创新的增长理论，到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设计，经济学正在各个层面展现出其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革新上，更反映在价值取向的升华中。经济学正在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合各学科智慧；正在超越效率至上的单一维度，在公平、可持续、幸福感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正在从书斋中的理论推演，走向真实世界的问题解决。

未来的经济学突破，必将来自更加开放的学科对话和更加多元的方法融合。当经济学家能够同时理解数据算法、人类心理、环境约束和市场规律时，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个时代的复杂挑战。

*文中信息来源于：诺贝尔奖官网

*文中未标注的图片来源于：Unsplash官网

*本文旨在促进知识共享，不作为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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