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一到,现代人纷纷“全副武装”:空调、电扇、冰镇饮料一字排开,穿衣也变得越发轻薄短小。
然而一提到古代人的夏天,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自动浮现出一幅画面:
烈日当空下,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女,长袍长裙、头戴帷帽,汗流浃背。
是这样吗?今天,就让我们撕下“古人保守”的标签,从穿衣这件小事,走进古人真实的夏天。
你会发现,那个“捂热出痱子”的画面,可能只是现代人自以为是的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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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也讲“顺应天时”
事实上,早在千百年前,古人对“穿衣”的理解早已超出“遮羞”和“礼仪”的范畴,他们讲究的,是“顺应天时、贴近自然”的生活智慧。
翻开《礼记》《黄帝内经》,你会发现,“顺应四时”的观念在衣食住行中无处不在。
春天宜宽衣以舒展筋骨,冬天重裘以御寒,而夏日则必须轻薄、透气,方能“散暑祛热”。
古人对于“夏装”的设计,也并不如现代人想象中拘谨。
富贵人家,尤其王公贵族、文人官宦,在夏日里更是讲究穿着的“清凉感”与“体面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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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唐为例,当时的达官贵人并非一味厚衣重裘,反而更钟爱那些几可见肌的轻纱之衣。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到49克,放在纸上还能透光,其薄如蝉翼的质感几乎可以与现代高科技轻纺材料媲美。
穿着如此衣物,不仅凉爽无比,而且飘逸有度,是彰显身份与气质的最佳选择。
即便在更为重礼制的朝代,如宋或明,官方的礼仪服饰在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的确要求繁复、严整,但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却远不至于“包裹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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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依据地域气候与生活习惯,在夏日里选择宽袖短衣、麻布轻衫,甚至男子直接袒胸露臂劳作,女子也有穿抹胸搭薄纱、短裙配帷帽的日常装扮。
更有意思的是,各地气候、风俗、阶级皆有差异。
古人不傻,他们同样怕热、会出汗、长痱子、烦躁不堪,他们甚至比我们更清楚如何在不依赖科技的前提下,把“凉快”穿在身上。
在夏日炎炎的古代,光靠“顺应天时”的思想远远不够,如何应对高温酷暑的实际问题,还得落到衣料的选择与工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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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空调、电扇、冰饮的年代,人们的“纳凉之道”藏在一针一线的衣服里。
纱、葛、麻三种材质,便是古人对抗酷暑的三大“法宝”。
若要论“夏装天花板”,非“纱衣”莫属,在汉代贵族圈中,纱衣清凉、尊贵、风雅。
这种衣服上身后几乎像没穿衣一样,却又有着微妙的遮掩与装饰效果,既解决了夏日燥热,又不失体面与审美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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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纱衣的原料为蚕丝,制作工艺极为繁复,养蚕、抽丝、精纺、织就,每一道工序都耗时费力,成品自然价格不菲。
唐代官员“五层纱衣仍见痣”的记载,不仅是文人趣谈,也从侧面反映出纱衣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与“炫耀属性”。
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条件在夏天穿着如此奢华的“清凉装”。
而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这种衣物就像今日的高定时装,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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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普通人便另辟蹊径,转向更为经济实用的植物纤维布料——葛与麻。
“尧冬貂裘,夏葛布。”这句出自《韩非子》的记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知以葛布御暑。
葛布原料取自葛根植物,将其茎皮剖开后,用水泡去杂质,再经手工捶打、搓线、纺织而成。
因其质地柔软、吸汗性强、触感清凉,是贵族与富户在夏天常穿的衣料之一。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葛布织技尤为出众,其“细葛布”堪比丝绸,轻盈如风却又牢固耐穿,在南方闷热的气候中尤为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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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葛布虽好,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成本高。
葛藤的生长周期长,纤维提取麻烦,一块合格的葛布需要大量原料与时间,导致其产量难以普及。
因此,对于真正的寻常人家来说,夏日最普遍的选择,还得数“麻布”。
麻,尤其是苎麻和大麻,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纤维植物之一。
相比葛藤,它的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种植范围广,一年便可收割,能大规模纺纱织布。
尤其是汉以后,麻布在民间成为夏装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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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衣不像纱衣那般轻若无物,也不似葛布那般精细光滑,但它的通风性与排汗性极强,非常适合农民、手工业者、市井百姓日常劳作穿着。
值得一提的是,麻布并不代表“粗糙”或“寒酸”。
在古代的某些地方,妇人们会在夏日用自织麻布缝制家用衣物,其针脚之细腻、样式之整洁,甚至比富贵人家更显质朴风雅。
麻衣是生存之衣,是生活之布,尤其在南方炎湿之地,麻布几乎是所有普通人家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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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衣料三足鼎立”的格局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补充设计,比如“竹衣”。
竹衣顾名思义,是用竹篾或竹片编织而成的贴身内衣,穿在麻布或葛布之下,用来隔离汗水、保持干爽。
这种设计,几乎可以说是“人体版凉席”。
虽然制作起来略显笨拙,却极具实用性,是古人智慧的又一体现。
男女谁更自由?
男子在古代的夏装,从来都是以“凉快”为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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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下层百姓中的农人、樵夫、挑夫、工匠,他们几乎是顶着赤膊在大地上奔波劳作。
没有人会责怪他们“衣冠不整”,更没有人会对他们的赤膊指指点点,原因无他——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生活方式。
田间地头的烈日、翻滚的热浪,若还要穿着繁复衣裳,那才是“违背自然”的不智之举。
于是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不少赤裸上身的男子形象,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古代男性面对酷暑时的真实状态。
而在上层阶级,男子虽然不至于像农夫那样全身裸露,但也绝非一味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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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男子夏日偏爱纱衣,穿着既凉爽又显身份。
唐代文人常以“轻纱罩体、白衫飘逸”自况,衣着多以飘逸宽大为美,在风中摇曳生姿,几乎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夏日审美”。
相比之下,女子的穿衣故事则更加复杂,在一些开明的朝代,如汉、唐,女子的夏装远比后人想象中要“大胆”。
汉代女性多穿“襦裙”,上身是短小贴身的上衣,下身搭配高腰长裙,到了唐代更是演化出“抹胸+薄纱+长裙”的经典组合。
抹胸贴身遮体,外披轻纱若隐若现,在盛夏之时既凉快又充满朦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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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头曾流行一种装扮:少女赤足、肩披轻纱、面上略施粉黛,步履轻盈,引来无数文人墨客吟咏。
而这样的穿法,在现代社会的某些场合恐怕都要被冠以“暴露”,却在当时毫无争议,足见古人思想并非一味守旧。
当然进入宋明以后,随着理学兴起与社会道德标准的日益严苛,女子的衣着逐渐走向保守。
特别是在封建礼教最为盛行的明清时代,女子的夏装几乎被“端庄”两个字主宰:上衣需宽袖高领,下裙需及地,甚至手臂、脚踝都要遮掩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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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女子在私密空间仍有相对宽松的选择。
她们在家中穿着轻薄的“麻衣”或“葛衣”,用竹衣内衬吸汗避暑;或仅着抹胸、短裙,在院中纳凉。
若有闺中闺密相伴,甚至还会调皮地换上“胫衣”——一种简易的背带短裤,与现代背带裤极为相似。
像唐代的“齐胸襦裙”、汉代的“深衣对襟”,再到部分朝代青楼女子穿着的“透明纱衣+空身胫衣”组合,几乎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却也最具审美张力的“时尚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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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过后,现代人穿起露肩短裙、背心短裤,常以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
殊不知,早在千年前的某个酷暑午后,长安街头的女子已衣袂飘飘、肌肤微露,自信地走在人群之间。
避暑奇招多
早在先秦时期,贵族阶层就已懂得利用冬日储冰、夏日避暑的智慧。
《周礼·凌人》有云:“春始治鉴……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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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春天开始治理冰鉴,为贵族的饮食与酒水储备寒气。
所谓“冰鉴”,其实就是一种早期的制冷容器:将冰块藏于大缶与内胆之间,用以冷却盛放其中的食物、饮品或酒醴,堪称天然无污染、环保无电的“古代冰箱”。
而冰从哪里来?并非天赐的奇迹,而是当时的一项国家工程。
到了周朝中后期,朝廷已设有专门机构——“冰政”。
冬季时节,官员指派工匠前往河湖凿冰,将整块整块的冰运送到修建于地下的“冰窖”中储存,封以厚土、草席防融化,等到盛夏方可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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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套操作背后,既有对自然节律的精准掌握,也有对时间管理的极致考量。
显然,在那个一刀一锄皆靠人力的时代,“清凉”也是权力和资源的象征,只有官宦权贵,才有资格享受冰镇过的凉酒、冰镇果脯。
而普通百姓,虽然无权享用冰政之利,他们善于就地取材,把生活环境的“天然冷源”开发到极致。
井水就是其中的“避暑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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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农户会在自家水井旁埋下一口大缸,缸里放入瓜果蔬菜、冷粥凉茶,井水恒温,自然成了低配版的冷藏箱。
在夏天最热的时段,甚至还有人将食物装入篮子,用绳子沉入井底,利用水温将饭菜“保鲜”或“退热”,做到了天然食物降温。
当然,还有最令人垂涎的“冷饮文化”。南宋时已有“冰酪”“梅花汤”等类似今日冰沙之品,贵族在夏日宴席上食用冰镇甜品已不罕见。
而坊间亦有用冰井水调制“寒茶”或“冻饮”,以清肺解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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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民间,有些摊贩也会将井水浸泡的西瓜、甜梨以铜盆冷藏后售卖,一口下肚,暑意全消。
可以说,古人对夏天饮食的理解早已超越“果腹”,而是追求五感的整体舒适。
所以说,夏天怎么过?古人给的答案早已超越“穿什么”。
他们用竹、用水、用风、用阴影、用智慧,在没有空调的时代,活出了一种讲究到骨子里的“清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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