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面临结构性“领导力困境”

伍慧萍

日前，德国总理默茨和其他18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共同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推进“制度性彻底改革”，以全面提升欧洲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德国正在从以往注重遵循规则，转为主动要求改革规则。事实上，自5月上任以来，默茨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就表现出了希望承担更多领导责任的姿态。然而，德国面临结构性的“领导力困境”。

面对俄乌冲突和欧美关系变数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冲击，默茨致力于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更公开地展现增强德国领导力的意愿和雄心，努力凸显自身外交政策特色，积极穿梭在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北约、七国峰会等重要场合。为了在对外政策中传递强势姿态，默茨牢牢抓住外交主导权，打破自1966年以来总理与外长分属不同政党的传统，委派本党亲信担任外长。

应对区域安全危机是默茨政府塑造欧洲安全秩序的重要抓手，联合执政协议明确了全面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美俄峰会前后，默茨积极联合欧洲盟友、欧盟机构及北约紧密协调立场，邀请泽连斯基访德参加欧洲协调会，并与英法意、欧盟和北约等多方领导人陪同访美会晤，力图推动欧洲“上桌”争取话语权。

默茨政府看到，着眼长期实现脱离美国独立的重要性，努力推动成员国深化防务安全合作。在欧盟层面，德国政府力主做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支持欧洲8000亿欧元再军备计划和增加军备投入，加强各国在联合军事研发和采购等方面的军事与军备合作，推动建立拥有独立军工基础的欧洲自主军事力量。在双边层面，德国与法国实施各种联合军备项目，德国与英国也在今年7月签署历史性友好条约，深化在高端防务装备领域的协作。在国内层面，默茨政府誓言打造“欧盟最强大的常规军队”，新政府为此明确了军备开支占GDP5%的目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逐步恢复兵役制。

然而，出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德国在二战结束后集中力量建设福利国家和文明国家，军事硬实力短板无疑是其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根本性制约因素。而且，欧盟理事会的双重多数表决机制限制德国领导力的发挥，欧洲理事会在包括外交与安全事务等原则问题上更采取一票否决制，能否在欧盟推动政治议程，仍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配合，德国需要说服成员国步调一致形成合力。

此外，在财政、安全和移民等具体政策领域，德国与欧洲利益不尽相同，尤其在西方各国普遍走向内顾的背景下，默茨政府同样需要在德国利益和欧洲整体利益之间取舍。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领域，尽管德国支持北约成员国提高军备开支，但仍旧抵制发行“欧元债券”，并未下定决心与欧洲国家共同举债。此外，默茨政府反对欧盟委员会的欧盟预算计划，反对欧盟的强监管趋势，连续搁置申根协议、收紧边境人员控制，均体现德国政府首要考虑国家利益。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政治因素构成默茨政府发挥领导力的现实障碍：其一，执政两党根基不稳，在联邦议院中仅拥有13席的微弱多数，两党民调支持率相加徘徊在40%上下，而选择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其二，执政联盟内部矛盾不断，尽管上任不到半年，两党在协调移民政策、推进福利国家改革、任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等内政事务上摩擦不断；其三，国内民众立场牵制政府雄心，尽管多数民众支持德国在欧洲发挥领导力，但一旦落到具体问题上，仍可能与政府计划相左。例如，半数以上民众反对派遣联邦国防军参加地面部队、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加上主要政党内也有反对之声，德国对外无法以强势姿态牵头主导相关议程，更无法替代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作用。

‍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无疑是德国发挥领导力和影响力的试金石，德国必须在应对欧美贸易战风险、地缘政治挑战和地区安全危机等方面为欧洲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德国领导力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默茨政府能否持续巩固自身的实力资源基础，正常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带领德国走出经济低迷，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