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川东长寿县的减租退押工作正忙得脚不沾地。一天清点地主旧账时,工作队遇到一张发黄的借据:借得大洋一百元整,落款“朱德”。所有人盯着那两个字,屋里一下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吹得纸角轻抖。
一位队员暗暗比对笔迹后低声嘀咕:“像是真的。”众人心里打鼓,却不敢轻断,先将欠条封存,又把地主傅德辉找来核实。傅德辉不卑不亢,只说一句:“借钱之人,确是北京的朱司令。”如此笃定,倒让在场的人更加拿捏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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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不敢耽搁,层层上报。消息传到北京,朱德放下手里的文件,眉头一挑:“是他。”随后提笔批示:“此人速邀来京,情况属实。”短短一句话,让四川与北京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
列车轰鸣,傅德辉北上。抵京那天,朱德提前到站台迎接。两位老人相视,一笑胜千言。朱德先开口:“德辉兄,欠条还在?”傅德辉拍了拍怀里:“带着呢。”这简短的对话,车站上却有年轻战士听得直眨眼——地主和元帅,竟是多年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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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渊源,还得追到二十多年前的德国柏林。那时朱德为寻革命真理,在异国打工糊口;傅德辉靠译稿与家中汇款过日子,同时经营一个小作坊。两人常在深夜的廉租公寓里探讨民族出路,灯泡昏黄,马克思原文摊满桌面。一次朱德接到党组织通知,需转赴莫斯科,可口袋里只剩回邮票。他沮丧地准备放弃,傅德辉当即掏出一百大洋:“去,路费算我借的。”朱德顺手写下欠条,二人握手,各奔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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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战火连连,通讯不畅,借条再无机会提起。朱德辗转回国,从南昌到长征再到抗战,枪响马嘶中早把个人琐事压进箱底。傅德辉学成回川,打算实业报国,与人合办水泥厂,一度蒸蒸日上,却因股东内耗草草收场。他性子倔,干脆守着祖业务农读书,没料到改造浪潮里被划为地主。
于是有了长寿县那天的惊诧。欠条像钥匙,重新打开两位老人尘封已久的记忆,也让调查组弄清:傅家虽富,却未曾狠压佃农;欠条所载,是留学生之间的互助而非剥削。事情明朗后,朱德向有关部门建议:“此人有才学,国家正缺技术干部,别让他埋没。”
接下来几个月,朱德安排傅德辉走访京津多所工厂与院校。炼钢高炉轰鸣、实验室灯火通明,新中国的活力让傅德辉既震撼又激动,久违的理想再次被点燃。组织考察后,任命他为四川省工业厅化验室主任。三年后,西南工业部筹建化工科研组,他又被调去主持技术攻关,实验服早已磨得发白,却没人再提“地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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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元的分量并不重,却改变了两个人不同时期的人生轨迹:当年是傅德辉扶朱德一把,如今换朱德把好友拉进国家建设的洪流。欠条最终退回傅德辉手中,他悄悄锁进抽屉,不作他用。朋友之间,无需再算那笔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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