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李讷街上偶遇江青秘书，关切道：你心脏病好了吗？

1983年的早春，北京西城区的路面还带着昨夜的薄霜。杨银禄拎着药袋从阜外医院出来，心脏又一次隐隐作痛。他刚拐进南长街，就听到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喊：“杨秘书！”他回头，看见李讷正快步追来。寒风里，她一句“你心脏病好了吗？”让杨银禄愣住，随口回了句半玩笑的话：“还不是你妈给闹的。”两人对视片刻，只剩一声无奈的笑。街口传来公交车的喇叭，他们各自转身，像两条再也不相交的线，消失在人流里。

时钟拨回到1967年1月。那时的杨银禄还是中央警卫团里的年轻战士，白天站岗、晚上执勤，生活单调得像操场的正步声。10月的一天，政委突然通知他去中南海南楼报到。走进会议室，他才知是汪东兴要见。汪东兴没拐弯：“组织决定，你去江青同志那里当机要秘书。”一句话像闷雷，震得杨银禄脑门发麻。他连连摆手，理由很朴素——文化水平不够，难挑大梁。然而，汪东兴轻轻一推文件袋：“主席同意了，人选就是你。”那一刻，退路被封死，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三天后，红旗轿车驶进钓鱼台东门。下车前，汪东兴叮嘱：“江青神经衰弱，怕噪音，说话走路都要轻。”一句简单提醒，却像无形铁律缠住杨银禄日后六年的全部言行。第一次见江青，他刚开口汇报，就被喝止：“头不能高过我！”他低头蹲在沙发旁，后背已经冒汗。那天夜里，他用军毯裹住自己，心里反复念叨：千万别出差错。

1968年元旦刚过，老家发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杨银禄把纸条攥得发皱，始终没敢请假。次日，“父病故速归”赫然摆在案头，他才忍不住失声痛哭。阎长贵赶忙报告汪东兴，批假条、买火车票，事办得极快。回乡三天，父亲下葬，他却高烧不退，上吐下泻。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劝他多留几日。可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毛尚元带着汪东兴的亲笔信站在炕前：“岗位急需，你得回京。”病骨支离，他硬是被扶上火车，再次进了钓鱼台。

阎长贵被带走的前一天，北京飘起小雪。次日午饭时，江青突然发问：“你回老家干什么去了？”杨银禄如实以告。听到“父亲去世”四个字，江青冷笑：“假的。”一句质疑击穿他的最后防线：“若不信，派人去把坟掘开。”她把筷子摔在桌上：“滚出去！”杨银禄回到值班室，双手抖得连水杯都握不住。他拨通汪东兴的电话，只吐出一句：“我干不了。”半小时后汪东兴赶到，小声劝道：“再撑一段时间，真的不行，就回团里。”杨银禄红着眼眶点头。可自那以后，他睡前要靠安定片，心脏偶尔抽痛，医生判断——典型应激性心脏病。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批件、收发、整理文件，杨银禄不敢漏一字；夜半铃声一响，他立刻蹑手蹑脚奔向楼上。熟知江青起居后，他练就一种本能：灯光亮到第几盏、水壶盖与桌面相距几厘米，都清清楚楚。有人打趣他“活计精细得像钟表匠”，只有他自己明白，那是恐惧雕出来的手艺。

1976年江青被隔离审查，杨银禄作为知情者，先后两次接受调查。组织给了结论：无政治问题，可保留工作。那一刻，他才真正松口气，却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药瓶。医生说：心脏病虽成慢性，但注意休养可无大碍。于是他调去后勤局，干了个相对清闲的科长。

再回到1983年的街口，短短几句寒暄后，李讷上了13路公交。车窗掠过，她的目光仿佛还停在杨银禄胸前的棉袄。那身棉袄兜里，装着硝苯地平。公交驶远，街边梧桐的影子被日光拉长，杨银禄摸出药片，干咽下去。他知道，过去不会掀开坟墓，也无人再追问真假，可那段岁月留下的病症，却永远跟着他走。

晚风刮起传单，飘到脚边，上面印着一句标语——“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杨银禄弯腰拾起，顺手塞进垃圾箱，然后抬头看向灰白的天空。没有感慨，也没有豪言，他只是加快脚步，赶在胸口再次抽痛前，到对面的胡同口买一碗热豆腐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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