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室的“迷信”：打仗还要夜观天象？国师的占星术到底是啥

前言

古代的占星术基本都和军事有关系，特别是当权者往往会根据天象，而做出不一样的决策。

在元朝时期，多少次的重要战役之前，都会出现占星师夜观天象，那么，他们究竟在看什么呢？

而古代的这些占星术到底准不准呢？

被管控的“观星”

13一14世纪，西从黑海南北、第聂伯河流域，东至太平洋，北自北极圈附近.南至印度洋的广袤地域被置于蒙元王朝控制之下。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也变得比前代都漫长，此前各个历史时期多国之间艰难的国际交通，一时变成了国内交通。这一局面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

随着蒙古的向外扩张，蒙古人大量融入欧亚各民族中;同时，还有大量外族人口迁入蒙古，成为正在形成中的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成员。

早在1923年，陈垣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阐明在元朝大一统局面下，包括中西亚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各族群的色目人，来到中国内地、接触中原文化、融入中国的事实。此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界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关于蒙元时期东进的西域占星家，前人有所涉及。

1981年，陆思贤、李迪结合文献记载与相关考古资料，论述蒙哥汗和忽必烈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天文学的接触，其中论及来到蒙元汗廷的阿拉伯天文学家。

1990年李迪又述及学者扎马鲁丁于1249一1254年来到蒙哥汗身边，带来13世纪阿拉伯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刺丁·徒思翻译的《几何原理》，对元代中国天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1992年陈静对回回天算家的东来与元初回回天文机构的创设、元回回天算家的工作、元代中原与西域天算家的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1993年，江晓原讨论了自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时期东西方天文学交流及其对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其中涉及许多蒙元汗廷中占星者和天文学家的内容。

”最近又有周思成对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采用“生辰占星术”和相术的详细论证。此外，叶新民《元代阴阳学初探》比较深人地阐述了元代阴阳学，陈高华等所著《元代文化史》也涉及相关内容。

以上研究蒙元时期占星术、相术和阴阳学的主要成果，帮助我们了解蒙古宫廷中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景教徒与信奉伊斯兰教占星者和天文学家，以及元代宫廷与阴阳学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但他们都没有涉及这些人在元朝的本土化问题。

蒙元时期宫廷中的占星家一星者

讨论先从1509年在蒙古合罕身边发生的一件事情开始。1368年蒙古朝廷退回草原以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混乱，到15世纪末趋于统蒙古中兴合罕答言汗(Dayunqayan)为重新统一蒙古高原中央的六大游牧集团(“六万户”，分左右二翼)，把自己次子元鲁思李罗派到右翼的鄂尔多斯万户做济农(Jinong，相当于副合罕)，以统领右翼三万户。

右翼三万户以亦卜责为首的首领们执杀元鲁思学罗，进行叛乱。于是，答言汗率领左翼三万户军队，在达兰特哩衮地方与右冀叛军决一雌雄。

根据无名氏《黄金史》(一般认为成书于17世纪上半叶)记载在交战前，阿刺楚惕之察罕札阿邻与乌珠穆沁之阿勒统阿把失二人占卜，奏曰:“亦卜责属火命，火上浇水，则可灭之。”

于是点燃火，注水于银碗中，将其倾入火中。《黄金史》作者把这件事情作为本次战争中答言汗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记载。这里提到的阿刺楚惕是左翼察哈尔万户下一鄂托克名，但察罕札阿邻恐非人名。

蒙古语“察罕”(Caqan)，意为“白色”，延伸义为“善”、“正”，而“札阿邻”(jaharin)则是蒙古原始信仰中的巫师,《元朝秘史》译为“神告”。

1219年成吉思汗远征花拉子模，原仕于金朝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应诏从征，负责为合罕占星和行医。他两次和西域“历人”争论天文学问题，都曾占了上风。

耶律楚材精于西域穆斯林天文历法。这可能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天文学家和中亚天文学家的初步接触，但尚无确切记载证明成吉思汗身边曾经有过大批的西域占星者。

据《元史》，大蒙古国第三任合罕贵由时，在他身边就有聂思脱里派(景教)的智者。“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爱薛是叙利亚聂思脱里派人士。

关于蒙古合罕身边占星者的较多记载，始于蒙哥汗。蒙哥汗身边既有西城天文学家和占星家，又有蒙古传统的占卜者，后者往往用羊肩脾骨卜算。

关于蒙哥汗身边的占星者记载中，首推志费尼的波斯文史书《世界征服者史》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波斯人，1226年出生，在20岁前就已开始为蒙古朝廷服务，后成为蒙古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

阿儿浑入朝大蒙古国首府哈拉和林时，曾多次带他前往。志费尼第三次赴哈拉和林是为了朝贺蒙哥汗即位他们在哈拉和林滞留了一年半，对蒙哥即位时期的蒙古朝廷了解颇多，他的《世界征服者史》就是在这次行程中开始撰写的。”

因此，他对蒙哥登基大典的记载非常详细而且真实。该书记载，为蒙哥汗的登基择吉辰，“参加该大会的一群智士和占星家选定649年刺必阿1月9日(1251年7月1日)因为据一张天宫图称，福星要拾它的福气，木星企图取得它的影响，金星用它的光来使自己发亮。”

据说那时连续几天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但占星者们开始工作时，天空突然变睛，占星家开始登高。

光明修饰了人间，黑暗和阴霾从地面失踪。

历史中的“观星”

《元史》记载，蒙哥汗“酷信巫现卜途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元史》的这段话未免有些夸大，蒙哥汗“酷信”的所谓“巫现卜簸之术”，其实不只是纯粹的迷信，除了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原始天文知识的卜算术外，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来自西方的天文学知识。

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起用了贵由汗时期为宫廷服务的爱薛，这位叙利亚人精于星历和医药，“时世祖在藩邸，器之。

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元史》还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刺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世祖于至元八年(1271)始置回回司天台，“掌观象衍历”，以札马刺丁为提点。

回回司天台行政机构，除提点外，还有大小官吏和技术人员36位，其中包括阴阳人18位。

可见，这是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大天文台。据前人研究，回回司天台上所用的仪器(至少是其原理)主要来自阿拉伯，图书也是阿拉伯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从波斯等地来元朝的阿拉伯系的天文学家。

在元代，天文学家东来的同时，西域天文书籍也陆续传入中国，《元秘书监志》一书中录有“回回书目”195部。

明代，西域天文知识和占星术继续得到朝廷推崇。据载，明军平大都，获元朝书籍“若干万卷”，悉数搬至南京，其中有“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

朱元境认为，“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所以命钦天监零太郎海达尔、阿达几丁及回回大师麻沙亦黑、马哈麻等出其所藏书，择其天象、阴阳、历书等翻译，命汉人儒臣润色其文字，洪武十六年(1383)最终辑成《天文书》。

结语

以上事实证明，在蒙元时期，随着东西交流的扩大，西域天文学知识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传播者则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另一部分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天文学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掌握所谓“回回占星术”的星者，而“回回占星术”实际上就是深受希腊和阿拉伯、波斯天文学影响的方术。这些天文学家和占星者都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地区。

据前人研究，在中亚以及其他穆斯林地区的占星术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与天文学并存。这里的占星术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基于测量与数学理论，即数学天文学;另-种是神秘的与非理性的，未经任何方式的数学计算所证明的。

花拉子模天文学家比鲁尼(Birini)将天文学描述为“星体的科学”(ilmal-nujum)，称占星术为“计算星辰的艺术”(sinat'atal-nujam)或“诸星占卜术”(sinat’atahkamal-nujum)，认为占星术是不同于天文学的一种术或实践。”

事实证明，在蒙元汗廷中的“星者”其实也由两种人构成，一部分是天文学家，另一部分则是占星家。

但是，随着蒙元朝廷的游牧化，昔日在大都和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服务的星者大部分都离开了城市，离开了天文台。

他们虽然仍跟随在皇帝身边卜算吉凶，但随着条件的改变，在他们那里“星体的科学”已荡然无存。到了答言汗时代，星者们可能纯粹变成掌握“诸星占卜术”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