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地区50年- 沙市民主改革运动综合报告之二

二、运动中几个问题 （一）从群众要求出发，紧紧抓住群众反封建的要求

我们的民主改革运动，起始于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行动。在此之前，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行政镇反。总体而言，那些曾经公然统治压迫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大部分该抓捕的已被抓捕，也处决了几批。然而，长期欺压群众的封建残余分子，在日本统治时期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都被当作统治剥削工人、市民的得力工具，在行政镇反过程中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在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开展镇反行动之初，工人和市民首先提出镇压诉求的对象，便是这些封建残余分子。工人最初接受镇压反革命，并非基于政治层面的认知，而是源于实际生活中的切身体验。

这些封建把头、恶霸、会道门头子，大多与特务分子相互勾结，实际上构成了反革命核心分子的主要外围势力。但在运动伊始，我们并未完全清晰且有针对性地紧紧抓住群众反封建斗争这一诉求。在召开了几次控诉公审大会后，群众情绪高涨，打包厂、纱厂的群众提出了反封建要求，随后反封建斗争逐步展开。但由于当时运动从镇反开启，上下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指导思想侧重于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政策也未阐释清楚。所以在码头、市民、手工业领域，经过几天公开控诉和大量检举，把当过兵、做过警察、稽查的人都检举了出来，码头在短短几天内就检举了 480 多人（仅抓捕了极少数）。

市委察觉到这一偏差后，迅速予以纠正，将运动转向反封建斗争。还有个别单位，领导虽意识到群众反封建斗争的诉求，却总想借此继续挖掘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很好地集中力量聚焦于反封建斗争。采用积极分子审查群众历史的方式，引发了严重的群众内部纠纷，阻碍了反封建斗争的推进。如今回顾，在运动初期，我们对群众反封建诉求认识不足，对镇压反革命与反封建的统一性认识不够深刻，期望一次性将所有反革命分子检举干净，这反映出领导思想上的欠缺。

从这几个月的运动经验来看，在通过镇反为群众撑腰后，应迅速转向反封建残余分子的斗争。首先必须打击那些大的封建把头、恶霸、会道门头子（他们往往身兼特务、封建把头等多重身份），要做到打击有力、将其彻底打倒；次要的头子和帮凶必须使其服软，一般的狗腿子要让他们低头认错、悔改自新。封建组织集团要在群众运动自觉的基础上，从分化走向瓦解，封建性质的制度要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构成反封建残余势力的完整过程，才能彻底打垮封建残余势力，使群众得以彻底发动并实现翻身。

（二）运动发动起来另一关键问题，是明确放手与交代政策相结合

在镇反民主改革运动初期，市委个别同志存在一些顾虑，担心运动是否会妨碍生产、是否会引发混乱。但当时上下一致发动群众的决心十分坚定，即便冒着暂时影响生产的风险（而实际上运动并未对生产造成妨碍），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混乱现象。在最初几天的大规模检举中，有问题的人惶恐不安，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与运动相关的约十几起）。还有一些控诉斗争准备不足，出现被坏人利用的个别情况，个别地方甚至存在吊打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内部对政策的把握和交代不够到位所导致的。不过，运动方向始终维持在镇反和反封建的范畴内，并未出现偏差至反对资本主义的情况。在整个过程中，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的参与度不足，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因惧怕混乱而不敢积极投入，不过这并非运动中的主要偏向。

在一般老干部观念中，存在一种顽固的想法，即认为放手与交代政策相互矛盾，一旦交代政策就会束缚群众的发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主要体现在，为群众适当撑腰，满足群众镇反、反封建的诉求以消除群众顾虑，让群众敢于起来斗争是必要的，但不敢强调交代政策的思想同样不可取，当然，仅凭主观臆想过早地设定诸多限制也不正确。

随着运动推进适时规定政策界限，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在开始阶段检举面过宽，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划定界限。在政策交代方面包含两个层面：首先，要随着运动进展划清敌我界限。在工人发动起来后，最开始较难把握的是，对于那些与群众有直接仇怨的狗腿子（多为打骂、侮辱群众、仗势欺人的人），容易将其当作主要敌人进行打击；部分对工人有过压迫行为的职员，以及一些作风恶劣的工人，在初期也容易被当作敌人来反对。

在这些问题上，既要妥善处理，又要通过政策教育明确划清敌我界限；另一方面，是依据罪恶大小、内外区别，进行不同处理、区别对待的问题。当群众发动尚不充分时，他们不相信自身力量能够管制坏人，主要存在斩草除根的想法，希望多抓多杀。即便群众觉悟有所提高，对敌人处理偏严的观念依然存在，区别对待的意识仍然不足。对于大的封建把头、恶霸，要允许群众提出经济清算的诉求，但要防止只要与封建沾边就进行斗争，且一斗争就进行经济清算，从而形成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观念。在处理工人内部问题时，应贯彻通过斗争实现教育改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