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等金融资本国家的财政危机是全球危机的一个根源。

一个时期以来，美、英、法、德、日等国债务规模大幅度上升，但无法通过正常的税收来偿还，又不能向资本利得征税（直接税），于是纷纷增加向劳动的征税。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全球格局发生剧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国家失去了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其资本扩张的枷锁被彻底打开。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日益加剧。

彼时，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凭借其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可通过资本输出、美元霸权等手段轻松收割全球财富，无需再依赖传统的税收平衡财政。于是，对资本利得的征税门槛不断放宽，甚至出现大量针对金融资本的免税政策——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避税，而劳动者的薪资却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这种“劫贫济富”的税收结构，在短期内确实让金融寡头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为日后的财政危机埋下了巨大隐患。

随着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实体经济逐渐被边缘化。工厂外迁、产业空心化成为西方多国的通病，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当政府需要资金维持运转、偿还债务时，向资本征税的路早已被利益集团堵死，只能转头向本就拮据的劳动者加税——提高个税税率、增加社保缴费、开征各种消费附加税……这些措施进一步挤压了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导致内需萎缩，反过来又拖累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

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还将财政危机的风险通过全球化转嫁到其他国家。美国凭借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超发货币，让全球各国为其债务“买单”；欧洲多国则通过欧债危机向边缘国家施压，以紧缩政策为名转嫁财政压力。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还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进一步削弱了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如今，美欧等国的债务规模已达到历史峰值，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33万亿美元，欧元区多国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向劳动征税的空间已近极限，民众不满情绪高涨，街头抗议频发；而向资本征税又会触动金融寡头的核心利益，遭到强烈抵制。这种两难困境，正是金融资本主导下财政体系失衡的必然结果。

1991年苏联解体带来的单极格局红利早已耗尽，西方金融资本国家的财政危机不再是孤立的内部问题，而是通过贸易、汇率、资本流动等渠道演变为全球性风险。当这些国家无力通过正常手段化解危机时，便可能采取更激进的对外转嫁策略——贸易保护、技术封锁、地缘冲突……这无疑会让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历史早已证明，过度依赖金融资本、忽视实体经济与劳动者权益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美欧等国若不能打破资本对税收政策的垄断，重新构建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体系，其财政危机的“根源”就难以根除，全球经济也将始终笼罩在不确定性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