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轨她愤然离家，晚年公交车上重逢，掏出俩肉包送他。

他们曾是人人看好的才子佳人，婚后丈夫却背叛婚姻，得知丈夫出轨，她愤然离家。

没想到，晚年与丈夫在公交车上重逢，她掏出俩肉包送给他。

他们究竟是谁？晚年重逢她为何会送俩肉包给曾经的丈夫？

青梅竹马

1916年初冬的苏州，盛宣怀的灵柩缓缓驶入故里，身披素服的族人、亲友浩浩荡荡随行。

盛家的女眷被安排在灵堂侧厅守灵，年仅十一岁的盛佩玉身着素白长衫，静静伫立在灵前。

她的眼中虽有泪意，却并不恸哭，反而多了几分超出年龄的沉静。

她是盛宣怀最疼爱的孙女，自幼被视为掌上明珠，不仅才貌双全，也继承了祖父精明干练的气质。

一旁的族人交头接耳，低声叙述着盛家的荣耀与没落，而她的目光始终落在灵前那副刻着“义薄云天”的牌匾上。

而在另一角落，一双少年的眼睛也在注视着她。

少年名叫邵云龙，年仅十岁，是盛佩玉的远房表弟，邵家的少爷。

彼时的邵家也是显赫一时，家主邵友濂曾任清朝一品大员，与盛家联姻多年，邵云龙正是这场联姻的后代之一。

他站在人群后面，望着那位身姿娉婷的小表姐，心中莫名地涌上一股怦然的悸动。

葬礼结束那天，邵云龙偷偷从怀中摸出了一台从父亲书房里偷拿出来的相机，一路尾随那位让他心动的少女。

他躲在一株梅花树后，看着她踩着青石小道缓缓前行，素衣被风掀起一角，那一刻，他按下了快门。

盛佩玉闻声回头，一双清澈的眼睛与他四目相对：

“你是邵家的云龙表弟？”

邵云龙一时语塞，连忙将相机藏到背后，结结巴巴地应道：“是的，我叫云龙，你是佩玉表姐，对吗？”

盛佩玉轻轻点头，眼角带笑：“你偷偷拍我照片？”

邵云龙涨红了脸，小声嘟囔：“我只是觉得你站在雪下很好看。”

盛佩玉没再说什么，那日之后，两人有了更多的交流。

邵云龙开始为她写诗，虽然那时还不懂什么是“情爱”，可他笔下的句子却句句流露出对她的欣赏与敬仰。

后来，两家一起返沪，彼时，盛家与邵家皆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

虽然大户人家规矩多，女子多被束于深宅之中，但逢年过节时，亲戚之间的走动仍给了他们些许见面的机会。

邵云龙总是装作无意，却又总是悄悄站在角落里找她的身影。

而盛佩玉，坐在窗边绣花时，也会不经意地抬头看院门口是否有那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来。

情定终身

1923年，盛佩玉已是十八岁的待嫁少女，眉眼间褪去了儿时的稚气，越发显得温婉端庄。

那一年，邵云龙改名邵洵美，“洵美”，典出《诗经》，意为“确实美好”。

《郑风·有女同车》有云：“佩玉锵锵，洵美且都。”

邵云龙将这句诗抄了下来，夹在给盛佩玉的信里，那是他第一次不加掩饰地示爱。

盛家的长辈们早就察觉了这两个孩子间的情意，邵家来提亲时，盛母只淡淡一笑，说：“我儿愿意，我们自无不允。”

邵洵美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拿出准备多时的礼盒，亲自送到了盛家门前。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六礼”，而是他亲手抄写的诗集，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根旧旧的狼毫毛笔。

他说，这笔是他小时候抓周时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如今愿意把它交到她手中。

提亲那天黄昏，他约盛佩玉在后院小亭子中见面，那是他们儿时最常玩耍的地方。

“佩玉，我们定下‘约法三章’吧。”邵洵美微笑着看她，“你说的，我都听。”

“第一，不许有别的女人；第二，不许赌钱；第三，不许沾大烟。”她一条条念出来，眼里满是认真。

“好。”他几乎没思考就点头答应，“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人。”

那一刻，盛佩玉突然觉得，这个曾经偷偷给她拍照、写诗的少年，如今已是她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可情浓之时，也临分别，因家族安排，邵洵美即将启程赴英留学。

他不愿耽搁，临行前坚持与盛家拍一张合影，作为定情的信物。

他站在她身侧，眼神笃定，那张照片最终被小心地锁进了盛佩玉的绣花箱底。

在异国他乡，邵洵美未曾懈怠，他以文学为志，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切磋诗文。

他每到一地，便寄一张明信片回上海，在卡片背后写下短诗，寄给盛佩玉。

这段异国书信情缘，持续了整整三年，1927年，邵洵美结束学业回国，他一下船，便迫不及待奔向盛家。

一个月后，在上海最负盛名的卡尔登大饭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如期举行。

风流才子

婚后，两人新婚燕尔，住在洋房小楼中，一日三餐虽简单，却也充满了诗意与温情。

早晨，盛佩玉亲手泡一壶碧螺春，邵洵美坐在藤椅上翻着新写的诗稿。

夜晚，夫妻二人围炉夜谈，听楼下石库门的黄包车来回响动。

邵洵美曾在婚后第一年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祖宗的钱挥霍殆尽，我要靠自己的手与脚，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这句誓言写在他创办“时代图书公司”的创始宣言里，也写进了他给佩玉的信中。

他想用文字改变世界，用思想塑造时代。

盛佩玉自然支持丈夫的志向，她甚至亲自为他准备了创业所需的资金。

她把自己陪嫁的珠宝、衣物和一幢静安寺旁的房产都抵押出去，只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地追逐理想。

初时，出版公司风生水起，邵洵美以极其敏锐的文艺嗅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化名流：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

上海文坛几乎成了邵洵美的朋友圈，每日宾客盈门，觥筹交错中谈诗论文，如痴如醉。

可随着时日推移，问题也悄然浮现，邵洵美是个天生的文人，却绝非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他出手阔绰、做事洒脱，常常一本书印制几千册，却对市场毫无概念，印出来后堆满了仓库，无人问津。

几次错判市场趋势，再加上纸张涨价、租金翻倍，企业开始入不敷出。

债务一笔接一笔压来，而邵洵美却依然流连于酒席与诗会之间，若无其事。

他习惯了文人圈的吹捧与崇拜，沉溺在一片“邵先生真才子”的呼声中，拒绝面对冷冰冰的现实。

盛佩玉翻着账本，苦口婆心地劝丈夫收敛应酬、精简员工、调整出版方向。

可邵洵美总是笑着摆摆手：“佩玉啊，你管账是好事，但也别太现实，搞文学的，怎么能斤斤计较？”

他一边说着“理想”，一边照旧在外纸醉金迷，应酬不断，牌局、酒宴、戏院。

邵洵美的生活开始变得日夜颠倒，回家时衣衫上常带着酒气。

1935年的一个夜晚，邵洵美带回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性，说是公司邀请来的外籍撰稿人。

她叫艾米丽·哈恩，中文名“项美丽”，金发碧眼，说着带口音的中文，笑容灿烂。

盛佩玉初见她时，竟觉得她有几分可爱，也难怪丈夫对她如此礼遇。

作为主妇，盛佩玉尽她所能地招待这位“朋友”：请她喝正山小种，带她去看戏，甚至在家中为她开设专属客房。

两人年纪相仿，话题颇多，很快便成了亲密的“闺蜜”，可她万万没想到，这段“友情”背后，藏着丈夫最深的背叛。

一次，她临时折返回家取落下的手袋，却意外发现了丈夫的车停在项美丽寓所门口。

她走进院子时，听见屋内传出说笑声。

她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只见邵洵美与项美丽坐在榻上，身旁是一张打开的烟枪，烟雾缭绕，两人神情懒散亲昵。

盛佩玉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她没有尖叫，也没有质问，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副景象，眼神里盛满了失望与心碎。

她没有闹，也没有离开，甚至答应了丈夫“纳妾”的请求，亲自将一只玉镯戴在项美丽手腕上，做了名义上的“认可”。

邵洵美以为她通情达理，以为她仍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日子照旧过着，三人共处一屋檐，表面和谐，实则暗流汹涌。

一别两宽

盛佩玉曾以为，容忍可以换来回头，付出可以感化背叛，可现实一点点锯断了她对婚姻的最后一丝幻想。

1939年，艾米丽·哈恩和邵洵美4年的感情结束，盛佩玉本以为，风波过后，丈夫会收敛。

不料不过数月，家中新来的女佣，竟成了他新的寄托。

这一次，盛佩玉没有再沉默，一夜之间，她打点好行李，将所有珠宝首饰变卖，只留下几件旧衣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

那年，她四十有余，昔日的大家闺秀，早已脱去了光环，只是一个平凡而孤独的女人。

她靠着积蓄与为数不多的人脉，在南京开起一家缝纫铺，替人剪裁衣料，补补破衫度日。

这一走，便是二十多年，她没再婚，也从未彻底斩断与邵洵美的联系。

偶尔，他会寄来一封信，说些“近况尚可”或“身体抱恙”。

而她，也总是言简意赅地回一封，附上一些干货、茶叶、或是家乡的鸭肫肝。

特殊时期，邵洵美的房子被查抄，文稿被焚毁，出版社早已关门。

昔日呼风唤雨的邵公子，成了城市里最底层的流浪汉之一。

1970年初冬，盛佩玉回到上海看女儿。

那天她独自搭上一辆公交车，坐在靠窗的位置，突然，一股刺鼻的味道从车厢前段传来。

人群里一阵骚动，一个衣衫褴褛、头发打结的老人缓缓上车。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着一只破布袋，司机皱了皱眉，却没说什么。

老人缓缓坐下，低着头，可盛佩玉却在看清他的脸后，身体猛地一震。

是他，邵洵美，他不再是沪上风云的才子，他只是一个在上海街头靠乞讨度日的老人。

她缓缓伸手，掏出本来给女儿带的两个肉包子，送给了他。

邵洵美抬头的一刹那，两人四目相对，他似乎认出了她，却又不敢确认，只是低头，狼吞虎咽地咬下一口包子。

她看着他狼狈的吃相，心中无限感慨，却没说什么，只是转身下车，消失在人群之中。

一年后，1968年，消息传来：邵洵美吞服鸦片，在破旧的旧宅中离世。

盛佩玉接到旧佣人来电，赶赴灵堂，只见他赤着脚躺在白布中，面色枯黄，形容憔悴。

这场婚姻，从风花雪月开始，到孤独冷淡结束。

她曾以为自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却终究没能陪他走到最后。

他们从青梅竹马走到陌路相逢，一别两宽，各自沧桑，这不是爱情童话，是一代人命运交错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