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索要“一级教授”：1956年上海学界的另一个“辛德勇”

北大辛德勇教授疯狂索要“一级教授”这个事，很多瓜众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中国学界闻所未闻的奇葩。实际上，在他之前，本土知名教授敢这么干的，还有一个鼎鼎有名的翻译家兼前北大教授孙大雨，两者简直相似到犹如仿写。只不过，前辈孙大雨为了这档子事，日后吃尽了苦头，搞得后半生惨不忍言就是了。孙本人到了晚年是颇有悔意的，曾经八个字总结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因为年轻，涉世不深”，大概就是觉得这种冲动式力争很不值得。

孙大雨是浙江诸暨人，1920年代清华毕业后留学耶鲁研习英美文学，25岁起就历任武大、北师大、北大等名校教授，很早就以新诗人健将与莎士比亚权威成名，在民国时代是当之无愧的“名教授”兼文坛“风云人物”，胡公乔木、王元化夫人张可都是他学生，王夫人上学时还被他当场训哭过。按李鸿章的说法，少年成名且在“功名”上一帆风顺的读书人，往往心高气傲，眼高手低，不好驾驭，孙大雨或许就是如此人。话说1956年，国内大学教授正式重新评级定薪，孙大雨那时在复旦外文系，还是本系主任，却被评为二级。彼时教授评级是极其严格的，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所以复旦大学外文系“一级教授”直接空缺，最高等就是“二级教授”，而且只有两人，就是孙大雨与林同济，两人恰好都是研究莎学的。他们都是少年成名的“老资格”。那时整个上海，不分文理“一级教授”总有37人，复旦也就分配7个，文科教授就郭绍虞、周谷城、陈望道三位，周谷城还是以“丰沛故人”关系突然提为一级的，可见份量。

但孙大雨不认同这个评定结果，怒不可遏。他觉得自己论资格、论水准、论成就，就该是“一级教授”，舍我其谁？他还公开宣称，在彼时中国本土，除了钱锺书之外，论起英文水准与英美文学这一学科领域，谁还能比他更强？据钱锺书晚年对来访者透露的信息，孙大雨素来与卞之琳不对付，也很轻视他的水准，揣测其心理或许就是：卞之琳同样是写诗和搞莎学的，他都既然是“二级教授”了，凭啥我要跟他平级？这种心理与眼下辛教授如出一辙，“我当然没那么狂妄敢跟钱大昕、王念孙、罗振玉、顾颉刚、王国维、陈垣这些大师比试比试自己的能耐，我连给他们提鞋都不配”，但名单上那些人也就那样，“凭啥我不够格”？（“辛德勇自述”公号）所以他不服气，觉得不公，不惜到处闹，指名就是要“一级教授”。正常途径申诉不成，闹了还是闹不成，孙大雨就出了阴招，直接控告复旦校系领导一窝蜂都是反动分子，将职称风波上升到了敌我矛盾高度，而且一口气列出了10多号人，从前任复旦掌舵到现任掌舵再到外文系掌舵一干人，几乎一网打尽。他的逻辑是：我老孙毋庸置疑是老歌名了，那反对我的那帮人，不就是反歌名？他这是要一锅端，心态跟辛教授前段祭出那份“辛德勇名单”一般无二。

稍后，这个事还闹到了彼时主政上海的陈诗人那里了。陈尊重知识分子，主动出面请“二级教授”孙大雨吃饭，席上一番劝慰不说，还拿出诚意切实提升他的待遇：“一级教授”固然是整不了了，他也无权干涉，但是可以让孙教授住进当时沪上最有名的高知楼——“十八层楼”。这实际上就是“准一级教授”了，着实礼贤下士。怎奈孙大雨搬进“十八层楼”后，还是不满意，仍然各种闹。或许在他看来，他讨要一级教授，本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荣誉，岂可善罢甘休？可就这样，他几乎把单位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得罪了。到了次年，那波风吹到复旦，孙大雨不出预料地，光荣地成为了第一批“右派”，并且开除公职处理。到了再次年的1958年，他又以“诽谤罪”被判六年徒刑，发配苏北农场劳改，自称是“当时全国知名大右派中唯一受到刑事处分的人”，可见积怨之身。狱中“天天无故遭殴打”，三年后以“保外就医”名义回到上海时，无职业，无收入，前“孙教授”就靠做过小学教师的妻子退休金苦撑度日。

所以，到了1980年代雨过天晴，沉冤20多年的孙大雨也终于作为“出土文物”再度“复出”，并不是回到原单位复旦继续当主任，而是跑隔壁华东师大外语系当起了教授，直到8年后离休。只因据孙大雨女儿女婿为他写的传记透露，直到那个时候，复旦主要负责人仍然坚决拒绝孙大雨回校，并且扬言“孙先生回来，复旦就完了!”孙大雨在他们“心目中竟成为洪水猛兽”，幸亏还是施一公的爷爷施平伸出援手请他到了华师，终得以安度余生（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山西人民1999版，页42）。当然了，孙大雨的“一级教授”梦至死都没实现，后来连提都不想提了，从复旦到华师的“降格”也再没了任何怨言。这个事前因后果，孙大雨本人劫后有点滴回忆，复旦中文系退休教授吴中杰那本《海上学人》更有详细介绍。

我是前段乱翻书，偶然看到孙大雨这桩旧事的，又不由自主联想到镇日絮絮叨叨“一级教授”头衔的辛德勇教授，往事与今事一重叠，还是有很多慨叹的。想历史总是循环往复似的，而孙大雨的性格与作派，似乎也与辛德勇教授高度相似，就是叛逆、心高气傲乃至佻轻忤物到了极致，当面对“不公”时应激起来也有点歇斯底里，但又确实能服善不矜，不吝称扬比自己厉害的人，都很难评。孙大雨狂成那样了，可还自承是钱锺书以下“第二人”，辛德勇是手批田余庆张光直不亦乐乎，狠起来连王观堂都看不大上，浑然目中无人，可谈到秦先生晖顾先生颉刚时，又是一脸的诚惶诚恐，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两人这么看都不是什么“妄人”。他们的举动也颇堪寻味，自然也都是知识分子堆里的异数，所以才会让人如此侧目。

辛教授可能是太顺了，但孙大雨之前是因为“大嘴巴”吃过教训的，也所以每所大学都待不久，可他还是不在意，毫不长记性，大概也真是性情使然，都是"脑后有反骨"那种人。又或许，他们毕竟名教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理都是相同的。想1933年，其清华学长梁实秋邀请到他青岛大学外文系任教，也算是有提携知遇之恩了，可孙大雨照样在课堂上肆无忌惮批评梁译莎士比亚这不通那不对的，让梁实秋怒火中烧，所以只共事了一个学期，梁就直接发解聘书，让他卷铺盖走人了（《孙大雨诗文集》页321）。孙大雨出生时，其父但愿儿子“守拙若愚”，所以特意为他取号“守拙”，他倒是大半生反着来（《孙大雨纪传》页4）；黄永年则是早年因逆反吃过大亏的，余生都是“安时处顺”那套人生哲学，生前也没少搬运这套紧箍咒去鞭策爱徒，而辛德勇似乎也是没一句真听进去。

辛德勇也好，孙大雨也罢，他们近乎疯狂地索要“一级教授”，其中是非曲折，确实非我一个乡下人所能判断。我只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在本土这种高度错综复杂人情社会下，真要无畏站出来当“刺头”，不惜与周边人撕破脸，是无不动与世忤，鲜有不遍体鳞伤的，也显得很“不够聪明”，似乎一点不会“看脸色”，俨然不通世务之甚的书呆子。至于好些人会觉得堂堂清北教授为了一个头衔出来这么争夺，是有辱斯文，是自降格调，同时还很不“体面”云云，我倒不肯认同。我想，即便争这个“一级教授”不是出于“荣誉”，就是直白为了名与利，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俗”一点，坦承心中的所欲所求，又有什么呢？

什么事都要故示“清高”，不敢直面自身的正当利益与私域，反倒是本土知识分子自己给自己套的精神枷锁，也所以自古读书人中“假道学”最是横行。更何况，孙辛这种“公然”的索要、力争，至少是很光明正大的君子行，比起时下那种台面上笑里藏刀摆手“不要不要”，维持清高淡泊人设，实则私下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甚至不惜上演全武行的同行们，要好太多了。孙大雨、辛德勇这种，在我看来反倒是本土知识分子很稀缺的一种品质，不吃哑巴亏，一切纠葛都摆到台面上解决，不深陷“幽暗意识”之中。至于方式是否合理，诉求又是否过分，则确实可另当别论的。坦率说，辛教授整天那种唧唧复唧唧的无厘头表演方式，连我这种同情者都屡屡觉得辣眼睛。

昨晚睡前，闲翻无锡作家陆阳先生新作《钱穆与同时代人》，还看到熊十力一段类似旧事。也是1950年代，也是在上海期间，号称“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的熊十力大师那也是动不动写信到沪上组织，要求这索求那的，而且扯来扯去都是吃吃喝喝的那档子事，吵得都是自身待遇与生活享受问题的形而下，哪还有点“君子不耻恶衣恶食”的大儒样子，俨然“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大俗人一个。有一回，他进京开会，直接给董公必武先生去信，要求“车上独一房”，“到京后又要给我独小房”之类琐屑，像极了辛德勇开出的“飞机必头等舱、高铁必商务座”的外出讲学条件。要说辛德勇斯文委地，可熊十力那是一代大儒啊，是当代国际“新儒家”共主啊，何以会如此形象反差，只怕比敝人我这混子还要俗不可耐，“好吃、小气，且又斤斤计较呢”？也难怪，熊大师当年也要被人骂作“疯子”，是“杂毒人心”，梁漱溟哲嗣梁培宽甚至说他“既像大知识分子又像乡下人”。

我看陆先生分析说，那都是熊十力出身太差闹的。说熊那是自小穷怕了，更非所谓“书香门第”子弟，日后在学术圈偶然取得了地位，可自卑心理还是特重，总想着与知识界中人平起平坐，生怕落人一步，所以内心极压抑受煎熬，对“世事的反应通常比较敏感”，表现在生活行为上就是既张狂又率真，既高度自恋又豪放潇洒，最终以其“真”讨人喜，也以其“戾”惹人厌。我想，拿这这么一套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理论，去分析孙大雨与辛德勇这两位前后“准一级教授”的“大闹天宫”动机，是否也是合适的呢？

2025.10.30，午后乱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