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的一天清晨,衡水行署的院子里还带着夜露,李克才夹着公文包快步走向办公室。门卫探头看了看这位复出不久的副专员,小声嘀咕:“这就是当年敢揭刘青山、张子善的李副专?”一句随意的议论,把思绪拉回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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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华北的寒意已透骨,保定会议大厅里却因八百多名干部的议论而热浪翻腾。主持刚宣布“增产节约”讨论开始,李克才站起身,嗓音不高,却把刘青山、张子善的种种贪污细节一条条抖了出来。台下有人倒吸凉气,也有人暗暗踢桌腿示警。张子善坐在角落,额头冒汗,他跟旁边同志轻声挤出一句:“老李疯了?”短短一句对话,现场却没人接茬。
李克才1917年生于河北行唐,早年抗日,身上带着枪林弹雨炼出的倔强。他到天津专区任副专员时,刘、张二人已是那里的“一哥”。欢迎宴上推杯换盏,李克才先敬两位一杯,自嘲“以后多学两位的经验”。几个月后,这句客气话成了讽刺——经验不是建设,而是伸手。机场拨款和救济粮,被二人随意挪用搞所谓“机关生产”;银行贷款以旧币计已逾一百七十亿,不见一分入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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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冰冷,却能换粮食两千万斤、棉布八百万尺。李克才跑下乡,见灾民靠树皮度日,再回机关,看刘青山换新呢子大衣、张子善添进口皮鞋,反差犹如刀子。劝告无果后,他两次申请调离,被以“工作需要”搁置。张子善甚至借李爱子满月之机送上二百万旧币“奶粉钱”,李克才当晚就让勤务员送回:“孩子别沾脏钱。”
11月上旬,他带着厚厚材料找到了主管组织的薛讯。薛翻完材料,问得直接:“敢负全部责任吗?”李克才抬头:“写字的人可以倒下,字不能倒下。”材料很快报到河北省委,再上华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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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过十天,张子善会后被捕,刘青山回国路过天津站也被铐上。对功臣究竟怎么判,中央一度举棋不定。天津地委征求五百多名党员意见,死刑呼声压倒性。12月下旬,顾年堂会议,毛主席提笔圈了“处极刑”三字,随口一句“非杀不可”,定了基调。
1952年2月10日,保定体育场寒风刺骨,二万余名群众列队。宋志毅宣布临时法庭成立,薛讯作为调查组代表朗诵公诉书:“刘青山、张子善攫取国家财物,数额惊人,情节恶劣……”话音未落,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刘、张面如土色,仍幻想求情,监狱长只淡淡一句:“中央已批。”下午一点,枪声两响,三十五岁的刘青山、三十七岁的张子善伏倒在保定北郊雪地。
案件落幕后,李克才没有松口气。人民日报上,他主动发表检讨,承认自己对两人的早期错误“斗争不力”。同僚不解,他摇头:“与其悔晚,不如警早。”此后无论调衡水还是沧州,他常把那天的枪声当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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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沧州出现一位讲排场的地委书记平易杰,三年租奔驰花了三十多万,家俱两卡车。有人托人找李克才:“老领导,您退休了,这事别掺和。”李克才瞥一眼材料,抬手在举报信上签下名字。调查组很快进驻,1995年平易杰被撤职。李克才一句话传遍机关:“糖衣炮弹也是弹,能死人。”
工作之外,他依旧过着俭朴到近乎刻板的日子。干部薪金早涨了几轮,他仍是最初定的十级;院子里的旧平房,天花板裂纹能数清,不让后勤给翻修;下乡调查,只要吃公家一顿饭必掏现金,从不准摆大桌。曾有年轻书记员悄悄收起剩菜,李克才正色:“一口饭也是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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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事他也想得透。有人提醒,您的晚辈仕途一般,要不要打声招呼?他摆手:“孩子有孩子的天途,父亲搭桥,反倒害了他。”
1990年离休,他题词十六字:“无私无畏,敢讲真话;揭露腐败,不徇私情。”熟悉他的人说,这不像老干部作风,更像一把老枪,膛线磨损,却依旧准。李克才2005年病逝石家庄,遗嘱只留一句:“务必节俭,一切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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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张子善的名字早已成了教材中的警示案例,可当年那张揭发材料上的签名依旧清晰——李克才。有人统计,因他的几封检举信,先后有数十名干部被问责。世事变幻,老李那股敢管、敢说、敢签字的劲头却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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