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贾平凹得了乙肝，他逢人就说自己得了肝病，朋友纷纷远离。

当年，贾平凹得了乙肝，他逢人就说自己得了肝病，朋友纷纷远离，妻子大怒：“你到处宣讲你的病，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吗？”然而贾平凹却暗暗窃喜！
他是真的逢人就说。
不是玩笑，也不是夸张，贾平凹在三十多岁那年感染乙肝，从小诊所打针回家后，没几天就发现身体不对劲。
检查结果一出，他一边抽着烟一边点头：“肝病，行，知道了。”
从那之后，他走哪说哪：“我肝不好，我有乙肝。”
饭局上说，稿子会上说，朋友串门也说，哪怕不熟的人，他也提一句：“我肝有病，你别靠太近。”
没人能理解他这举动，尤其是他的妻子。
她拎着菜刀在厨房吼：“你是不是想让人都知道你有病？你让孩子以后怎么做人？”
贾平凹不吭声，低头抽烟，烟雾蒙住眼神，他确实怕死，但更怕的是人前装无事，回头一个个用异样眼光看他。
他索性先说出口，反而轻松。
这件事，乍看像他疯了，其实是他看透了。
1986年春，西安下了场大雨，贾平凹感冒了，街口小诊所打了几针，之后便开始疲倦、没食欲，头昏脑涨，他去医院一查，说是乙肝。
彼时乙肝是“谈病色变”的存在，传染性被无限夸大，仿佛和艾滋病划等号。
单位里的茶杯、筷子、座位，甚至厕所，都成了“隔离带”。
他很快发现，朋友们不再来串门了，原本说好的聚会取消，邻居见面也躲着走。
他点了一支烟，坐在书桌前，写字写到一半，突然笑了，他清楚了：这病不是“毁灭”，是“筛选”。
“我告诉别人我有肝病，他们就不来烦我了。”
他在一次采访里说这句话时，语气平淡，像在讲天气。
妻子却不能接受：“你就不能藏着点？你非得说？你知道别人怎么议论你吗？”
贾平凹没回嘴，他知道妻子不是怕他病，是怕丢脸，那个年代，乙肝等于“危险”，等于“耻辱”。
但他想得更远：谁愿意和一个生病的人待在一起？谁是真心、谁是假意，这病一查出来全露了底。
“我就是想知道谁是真朋友。”
有个老友听说他得乙肝后，约他喝茶，他去了，喝茶时对方用纸巾擦了三遍桌子，水杯用一次性杯套，喝完立马扔了，还嘱咐服务员再消毒一下。
贾平凹回家后对妻子说：“你看，这也算朋友？”
他并不生气，反而心安，这种剥离假象的过程，虽然痛，但干净。
贾平凹不是没想过治病，他跑遍了西安城的几家大医院，还买了整箱整箱的保肝药，针打了，药吃了，中医也看了，病情却始终不见好。
“你这病，得养。”老中医说。
他理解的“养”不是吃药，而是养心。
45岁那年，他在《鲁豫有约》里说：“我开始每天对肝说话，我说‘你别怕，我知道你不好，我会陪你。’”
鲁豫问：“你真信这有用？”
他点头：“肝也是活的，它能听见。”
这不是迷信，现代心理学也承认，积极情绪能调动免疫系统，科学研究发现，情绪管理和自我认知，是慢性病康复的重要因素。
贾平凹的“自我对话”，其实是一种心理疗愈，他把病当成伙伴，而不是敌人。
这种态度，决定了他能从阴影里走出来。
几年后，他的病居然慢慢好转，检查报告正常了，医生都惊讶。
“你吃了什么药？”
他笑：“我就跟肝聊聊天。”
有人笑他“搞玄学”，但他知道，这不是玄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不逃避，不自怜，不依赖别人，“逢人就说”是他对抗孤独最直接的方式。
一个人得病后，最怕的不是病，是人。
贾平凹通过“病”看清了人情，他不再强求关系，不再迎合谁。
“这个病让我知道，活着不是靠别人来认同，而是靠自己过得好。”
他写《废都》那几年，正是病情最严重的阶段，他说，那段时间最安静，人来得少，事儿也少。
他每天写，写到凌晨，肝疼得像被刀割，停下歇一歇，又继续。
“疼是身体的提醒，不是阻碍。”
他用病，换来了写作的清明，他说：“以前你以为别人喜欢你，其实是喜欢你健康、能干、会陪笑。病一来，全没了。”
很多人说他“作”，也有人说他“疯”，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逢人就说，是一种主动防御，你先把伤疤亮出来，别人就没法再戳你，别人还没拒绝你，你先拒绝了他们的期待。
这不是胆小，这是清醒。
贾平凹不是唯一一个用“自我暴露”来处理病痛的人。
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暴露疗法”，是让人持续面对内心的恐惧，直到麻木、接纳、治愈。
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
现在，乙肝在医学上已经非常清楚了，不通过握手、不通过共用餐具传播，但歧视依旧存在，尤其在就业、婚姻等领域。
贾平凹的故事其实远远超出了病本身，他不是在讲一个作家如何得病，而是在讲一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污点。
他选择了面对，说出口，承认它，利用它，最终战胜它。
信息来源：
海峡新干线
光明网《贾平凹谈现代生活方式》（2005-05-18）
人民政协网《电影〈不止不休〉上映 专家呼吁：正视乙肝消除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