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拿起话筒：看见中国文明乡风之变

编者按：10月29日，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陕西延安市拉开帷幕。文明乡风建设一线的基层干部代表、农村青年人才、乡土文化能人等来到现场，彰显出大会让农民群众“唱主角”“当主演”的办会理念。本版特邀请4位参会代表，分享来自田间地头的亲切乡音。

一支农民合唱团

“农民演自己的事再合适不过”

“大家平常都是清晨5点起床掰玉米，8点吃饭，9点准时排练，晚上回家还自己加练，他们真的是最可爱的人。”宁夏中卫市大战场镇红宝村合唱团指导老师李震宏在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现场说。他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排练时的照片：暖黄色的灯光下，大姐们系着鲜艳的丝巾，笑容灿烂；大哥们衣着朴素明亮，腰板挺得笔直。“累吗？累！但一唱歌，浑身的劲又回来了。”队员们笑声爽朗。

30多年前，红宝村还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荒滩。移民群众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迁来，一门心思“土里刨食”，没人想过“唱歌”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6年前，在当地文化馆工作的他来到红宝村送文化下乡，被当地村民眼中热烈的渴望打动，在这里组建起了农民合唱团。

那时的红宝村，日子逐渐有了起色，喝酒、打麻将却成了不少人农闲时的消遣方式。57岁的王小萍和丈夫崔占洪，就曾因酗酒、打麻将没少闹矛盾。“生活好了，心却空落落的。”王小萍说。

合唱团成了填满“空”的那束光。对63岁的魏小萍来说，学识字、学唱歌是童年时期的梦想，如今，她跟着歌词学识字，“会唱一首《红彤彤的日子》，就能认下一黑板的字”；而曾经的“酒罐子”崔占洪，现在每天准时到排练室，钢琴一响就把酒杯抛在脑后。“李老师教我们唱歌还能治病——治心灵的病，让我们觉得活着有意义。”

说到如何帮助农民开展文艺活动，李震宏有自己的坚持：“教农民唱歌、画画、跳舞，得从他们的身份出发，不能一味追求‘专业’。”他进一步解释，有些志愿者在学校学的专业知识，到了农村未必适用。“我教他们发声，就让他们学猫叫、学鸡鸣、学婴儿哭。你瞧，婴儿哭一小时嗓子都不哑，因为用的是丹田气；找不到唱歌状态，就想象朝远处喊人‘哎——’，高音自然就上去了。”他善于把专业术语化成生活中的例子，让农民在熟悉的场景里学习。

排练间隙，队员们常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未来，他们有个更大的梦想：排一部舞台剧。“合唱只有10分钟，好多故事讲不完。”李震宏说，他们想把西海固移民的过往、乡村的变化，以及宁夏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蒿子面与黄羊钱鞭都搬上舞台，“农民自己演自己的事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们真正经历过劳动的艰辛，懂得奋斗的意义。”正如古语所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劳动人民的心声，本就该由他们自己唱响。

“我们想让全国观众都听听，农民的歌声有多亮，日子有多甜。”李震宏在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的现场说，他还有个预感，那关于舞台剧的梦想，等大会结束后，说不定很快就能实现。

歌声还在红宝村排练室里飘荡，穿过窗户，落在村口的枸杞树上，也落在每个村民的心坎里。这歌声，是红宝村的故事，也是乡村振兴路上最朴实、最动人的声音。

一个“全国文明村”

马庄有“三宝”：乐团、香包、婆媳好

“说到我们江苏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就不得不提它的‘三宝’——农民乐团、手工香包，还有婆媳和睦的好风气，它们如源头活水默默滋养着这片土地，村庄也因此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中国民俗文化村’等近40项荣誉。”马庄村党委书记王侠介绍。

成立于1988年的农民乐团是马庄村的一张文化名片。不同于传统唢呐班的演出，这支乐团用自编自导的小品宣传移风易俗政策，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悄然转变观念。

“过去其他村请唢呐班，一场演出得花5千到1万元。而我们村的年轻人结婚，只要不铺张浪费，马庄农民乐团就能免费送上一场迎亲演出。”王侠说，“乐团还会为新人送上特制的大香包作为祝福，形式新颖又不花钱，很受年轻人欢迎。”

马庄香包历史悠久，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村里八旬老人王秀英是传承人之一。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庄村参观了王秀英香包工作室，对马庄香包连连称赞，并买下王秀英制作的一个香包。总书记的点赞，激发了王秀英老人把香包产业做大的热情，也推开了马庄香包走向产业化的大门。香包年销售额从2021年的500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1400万元；2025年上半年更是达到了1180万元。村里还建起香包文化大院，开辟红色研学路线，每年吸引约40万名游客前来，村民人均收入从1.86万元增至3.56万元。

比经济效益更可贵的，是香包所承载的情感价值。它将优良家风绣入一针一线，传递着邻里互助、婆媳和睦的乡村温情。这份温情，也在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中不断延续。

“党员带头，以少数带动多数，最终实现人人参与的全民共治。”王侠说，“今年1月推行的‘白事取消回灵席’就是从党员王玉兰家开始的。我们先请村里管事的‘大老知’商议，再从党员家庭做起。万事开头难。初期也有村民担心被议论‘办事不周到’，但在党员的示范引领下，阻力逐渐消解，文明新风渐入人心。”

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马庄村注重“软引导”与“硬约束”结合，不仅制定《马庄村村规民约》，明确红白事操办标准，还组织党员宣讲队讲清大操大办的弊端，宣传简办新办的好处。村规民约还被编成快板、绘成漫画，通过村里的“金马之声”广播定期播出，让村民“抬头可见、低头能想”，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一位农民诗人

“我爸爸是农民，农忙种庄稼，农闲打工、写诗。”

“远远望去，我的家乡如孵满一窝浓浓乡情的鸟巢，搭在祖国某个细小的枝丫上，正朝着幸福的方向，眺望。”这首名为《风从故乡来》的诗歌出自姚刚，一名51岁的农民诗人。

姚刚第一次写诗是在21岁，用他的话说，和诗的结缘是顺其自然的，“就像有人天生爱唱歌一样”。

高中时期的姚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痴迷《读者》《辽宁青年》等杂志，汪国真、席慕蓉的诗集不知被他翻了多少遍。“看多了，自己也就想试试。”这一试，便开启了他长达30年的诗意旅程。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县报发表；2000年，当作品登上《辽宁青年》时，他特别兴奋，“像是获得了‘官方认可’”。

如今，姚刚依然过着典型的农民生活，农忙时侍弄庄稼，农闲时到附近打工。不同的是，无论多累，他总会挤出时间读书写诗。谈起坚持写诗的原因，他频繁提到“治愈”二字。“白天干活很累，晚上回家后不由自主地就想看看书、写一点东西，能平复我这一天的劳累。”对他而言，每天一小时的诗意时光，“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

不打工时，姚刚会去摆地摊，客人少时，他便掏出一张纸，随时记录脑海中闪现的诗句。日积月累，这30年间他创作了一两千首诗，其中一百多首得以公开发表。有时他会收到报社或杂志社给他发的稿费，稿费不是很多，但姚刚很满足：“我在报纸上发了3首诗，给我发了近300元的稿费，一个农民能在报纸上发稿，这多自豪！”

写诗给姚刚的生活带来了多大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姚刚腼腆地笑了。但随即，他讲起了一个珍藏心底的故事。

他的大女儿上大学时参加一个交流活动，在某个环节这样介绍父亲：“我爸爸是农民，农忙种庄稼，农闲打工、写诗。”女儿展示姚刚写诗的照片时，台下掌声雷动，凭借着自信大方的讲演，她也因此获得了满意的成绩。当女儿在电话那头传来这个消息时，姚刚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如今女儿已读博士，但说起这件事，他的声音依然微微颤抖：“我没想到写诗可以得到这么大的认可。”

在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现场，姚刚见到了几位像他一样在农村写诗的人，他感慨道：“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梦，但大多数人因为生活所迫，把梦想埋在土里了，但我比较幸运，恰好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就像今天，我走上了一个能够实现我的文学梦的舞台。”

一场风俗之变

白事宰牛从二三十头到不超3头

“办一场丧事，宰杀耕牛多则二三十头、花费二三十万元，少则七八头至十几头、花费七八万至十几万元，主客双方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与人情负担！”广西百色市隆林县德峨镇弄杂村党支部书记杨成义回忆起之前村里办白事的场景，依然十分感慨，“甚至还会出现老人过世后父债子还、子孙几代背债。”

在隆林，白事宰牛是一项传统习俗。据杨成义介绍，宰牛的数量并不固定：除主家需准备一头牛外，其余数量取决于女儿和女婿的人数，通常每位女婿都要牵一头牛前来。另外，同宗同姓的外嫁女子带来的“客牛”在被宰杀后，主家需按市价向外嫁女支付相应金额作为回礼。外嫁女带来多少头牛，主家就要返还多少份礼金，这笔回礼支出也成为整场白事中花费最大的项目。

然而除了传统习俗，村民之间的攀比也是驱使主家白事大量宰牛的重要原因。据杨成义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每家办白事杀两头牛是常态，足以满足待客之需。但90年代后，一些村民手头宽裕了，其做法便开始变味，村里人相互攀比，开始讲究谁家宰杀的牛更大、谁家办的事更有声势。

“很多村民家里办白事，最多能杀两头牛招待客人，剩下的牛肉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腐烂了，这又是多大的浪费！”杨成义补充道，“2020年，在自治区移风易俗‘五个统一’要求指导下，我们村结合实际，探索推出‘十个一’工作举措，率先向陈规陋习发起挑战，着力推动‘白事简办’。”

先立规矩再办事。弄杂村率先印发了《德峨镇弄杂村开展移风易俗统一行动方案》，“这就把红白喜事、彩礼标准以及我们村‘两委’的具体责任都明确了，我们通过多次开村民大会、板凳会、‘乡村夜话’等，让大伙儿心里都清楚，咱们下一阶段工作是什么。”杨成义解释道。

有了规定，村“两委”开展工作就有了依据和底气。弄杂村迅速对全村28位族长、寨老等重点人群逐一登记，围绕丧事请客人数、宰杀牲畜头数、费用支出、人情互换等问题面对面沟通。同时，评选出6户文明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些老人在咱村都是一呼百应，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再做其他村民的工作就会顺利一些，这叫‘抓住关键群体’！”杨成义笑着说。

随后，一支由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及党员和族长寨老等人员组建的“五老”宣传劝导队成立了，他们通过张贴倡议书、微信群宣传、双语宣传讲解移风易俗意义。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倡议书3000余份、播放广播100余次、组织劝导45场次。

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弄杂村明确了白事的“三个不超”：殡期原则上不超3天、最迟不超5天；主客双方宰牛总量不超3头；直系女儿宰杀牲畜不超1头。“我们还组织全村签订村规民约承诺书，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承诺不大操大办，村民们签下名字，参与感也强了。”杨成义说。

弄杂村的白事简办工作很快就看到了成效，杨成义向记者讲述了前几年发生在村里的一件事。村民杨寿康，也是一名党员，在办理他父亲的丧事中顶住压力，带头拒收“牛礼”，把原计划宰杀的二十几头牛果断减到3头。

“在他的带动下，党员群众纷纷参照执行，大幅减轻了经济负担，如今咱村村民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了大操大办的坏处，之前那种白事大量宰牛的事儿越来越少了！”杨成义笑着说。

短评：在村民的“精气神”里读懂文明乡风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备受瞩目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拉开大幕。

本次大会邀请到了许多来自基层的代表参会。他们中，有爱跳爱唱、多才多艺的村民，有怀揣文学梦想的农民诗人，还有多位来自不同地区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的到来，不仅给大会带来一抹沁人心脾的泥土清香，更以自身饱满的“精气神”为乡村“代言”，成为彰显文明乡风的鲜活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读懂何为文明乡风，就要看到村民们眼中的光、心中的热，就要明白他们的“精气神”从何而来。

“精气神”从实践中来。各地如火如荼举办的“村字号”文体活动、蓬勃发展的乡村文化产业都为村民展示风采、提升自我价值搭建平台，让村民们有条件、有机会书写生活中的“高光时刻”。据大会发布的首份《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情况报告》，2024年，全国农村累计举办各类文体活动超过220万场，“十四五”期间网络浏览量破10万次的“村字号”文体活动接近8000场。

图为“村BA”比赛在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会前举行。左林 摄

“精气神”也刻印在民族血脉当中。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绵延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不仅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和非遗技艺，使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更积淀出乡邻友好、互帮互助的乡村自治智慧，孕育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崇尚和谐、勇于创新等精神品格，成为刻在人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精气神”更离不开物质文明的逐步夯实。近些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传统与现代在乡村和谐共生。乡村道路实现村村通、户户通，移动互联网覆盖山乡村寨，乡村书屋、村史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落地乡村，越来越多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创业，既能守护住心底乡愁，也能看见清晰的未来。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守护好每一位村民身上的“精气神”，让向善向上的力量在田野乡间蓬勃生长，和美乡村便有了最厚实的精神根基，乡村全面振兴也将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蒋若晴陈银银杨钰莹

监制：毛晓雅 朱一鸣 编辑：邵泉尉（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