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相爱，后放弃国籍留朝鲜，他们结局如何？

1967年3月的一天清晨，平壤大同江边还笼着薄雾，一位中年男子揣着厚厚的材料，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门口踱步。十几分钟里，他反复摸着胸前的老照片，终究还是鼓起勇气迈进院门。站岗的卫士认出了他——王兴复，八年前入了朝鲜籍的那位志愿军老兵。

王兴复那天递交的是“恢复中国国籍申请书”，字迹有些抖。他想回家，可回家不只是改两个章那么简单。组织要核查身份，要与朝方协调，还得考虑他妻子吴玉实和三个孩子的去留。材料投进去后，他在长椅上坐了许久，脑海里闪回到十七年前的冬天。

1950年10月下旬，年仅十九岁的王兴复在吉林长岭县报名参军。部队登车北上时，车窗外呼啸的寒风和乡亲们的呼喊声混在一起，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自己要跨过鸭绿江。列车停在安东（今丹东）时，指导员向新兵讲清纪律，其中一句“绝不允许与朝鲜女性私下确定关系”声音铿锵。那时谁也没料到，这条纪律后来会让他辗转反侧。

入朝后，王兴复被分配到志愿军第×兵站，担负运输粮弹、转运伤员的任务。后勤岗位看似远离炮火，实则每天都在生死线上行走。美军飞机一轮扫射，载满粮食的卡车被炸得翻入沟里，他硬是把车头拉开，救下了驾驶员，一次三等功就这样记在了战士登记卡上。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战士们没有马上回国，新的任务摆在面前——协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这一年秋天，他跟随部队来到价川郡石岭村。战火把这个小山村炸成废墟，村口那棵老栗树只剩焦黑树桩。连队给每个班分配几户重点帮扶，王兴复负责吴家的危房加固。

吴家境况惨淡：父亲早逝，大儿子、二儿子在人民军阵亡，两个弟弟闹病相继夭折，只剩老母亲和三个女儿。王兴复搬石头、扒瓦、和泥，把自家口粮腾出一半让吴老太太熬粥。那年他二十二岁，正是力气满满的年纪。

大女儿吴玉实才十七岁，纺线织布都比同龄人熟。她看着这个中国小伙子衣襟破了也顾不上缝补，心里难得透出一丝暖意。石墙垒到一半，她小声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谢谢。”王兴复愣了愣，“咱们是同志，应该的。”一句“同志”，让姑娘红了脸。

几个月下来，村里房屋基本修好。志愿军准备回撤的消息迅速传开，石岭村像是忽然安静了。月色下，吴玉实拎着两只辣椒饼跑到兵站门口，终于说出那句憋了很久的话：“你能留下吗？”王兴复沉默片刻，低声回答，“玉实，你愿意跟我走吗？”短短一句对话，命运的方向就此偏转。

志愿军内部纪律极严，私自恋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王兴复主动向指导员、政治处汇报，请求留下。上级反复研究，认为这段感情从战后重建中生发，是中朝友谊的鲜活注脚，若强行拆散有失人情。最终，1958年6月志愿军最后一批后勤分队撤离时，王兴复“就地复员”，并得到朝鲜内阁特别批准加入朝鲜国籍。

入籍程序并不轻松。朝鲜当时同样限制本国女性与外籍男性通婚，外务省要核对档案、公安省还要走访调查。手续一折腾就是半年。王兴复干脆住进吴家，帮着种地、砍柴，婚礼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举行。结婚证由地方人民委员会手写填发，证书边缘还印着志愿军与人民军握手的图案。

婚后，他被安排到平壤一所华侨小学教汉语兼体育。操场上春风一过，孩子们齐声喊“老师好”，带着北方口音的“王教员”听着新鲜，也难免想起故乡村头的白桦林。日子一久，思乡情绪愈加浓烈。尤其是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他整夜蹲在江边，看江水流向南方。

1967年，他终于按捺不住，向中国使馆递交回国申请。中方表示欢迎，但能否带家属回去，需要两国政府协商。朝方只放行他和大儿子，对妻子及另外两个孩子暂无批准。王兴复拿着批文犹豫良久，终究撕掉了机票。“一家五口，断不能拆。”他对同事解释时，只说了这一句。

等待往往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更煎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朝局势多次起伏。每遇关键节点，王兴复就去信，再去信。一次次石沉大海，他却没有改口。有人劝他先回国再设法接家人，他摆手，“一起回，才能算回。”

1981年秋天，终于传来批复：朝方同意吴玉实及子女出境，中方也批准全家恢复国籍。那年12月，鸭绿江大桥上风雪交加，王兴复领着妻儿一步一停。吴玉实看着对岸灯火，说：“那边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吗？”他点点头，两鬓已霜。

回到吉林老家，昔日伙伴多已分散。县里把王兴复安排在中学教历史，谈起朝鲜岁月，他语速总是慢下来，唯独说到石岭村和玉实才会眉眼带笑。1990年代，他当选县政协委员，多次为烈士后代奔走，替在朝志愿军后裔联络亲属信息。有人问他后悔吗，他一摆手：“不悔。当兵打过仗，救过人，娶了好媳妇，还能再见家乡，这辈子值了。”

如今两位老人已携手步入晚年，儿女成家立业。王兴复保存着当年那本手写的朝鲜结婚证，也珍藏着一块石岭村的青砖。他说，那是战后重建时亲手烧的“新砖”，见证了战火中开出的人情花。这段由炮火、汗水与爱情交织出的往事，也让后来者理解了“志愿军”三个字背后的重量——不仅是保家卫国，更是跨越国界的人间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