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毁150年后，专家对其修复，陆续发现50000多件文物

圆明园，一座曾令世界叹服的“万园之园”。

它曾是帝王笔下的山水画卷，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奇迹之地。

可在火光与掠夺中，它化为灰烬，连同无数文化瑰宝，被铁蹄践踏成碎片。

150年过去，当专家准备修复时，却意外发现一批文物，

这些文物的意外现世，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逢，让人既惊喜，又心酸。

一座园林的帝国气象

清康熙年间，皇四子胤禛在畅春园附近修建了一座私人花园，原只是为自己闲居养性而建。

但命运偏爱这位低调的皇子，1709年，康熙帝亲临其地，见园中景色清雅、布局得体，遂题匾“圆明园”，赐名于此，自此，这座园林脱去了私园的外衣，披上了皇家御苑的光环。

胤禛登基后，即位为雍正皇帝，他亲自规划水系，引水入园，营造内湖，构建溪涧流转之势，令这片土地山环水绕，层次错落，宛如天然造化。

为了营造一座既能寓情于景，又不失帝王气魄的园林，雍正调集大批能工巧匠。

无数工匠在日夜鏖战中雕梁画栋，挥汗如雨地凿石成景。

他们仿制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也借鉴北方山川的磅礴气象，一亭一榭，皆讲究天人合一。

园中点缀有飞檐翘角的殿宇，也有低矮素朴的草堂，处处皆是讲究、皆有意味。

南部的宫殿群尤为宏伟，院落之间，用高墙和月门巧妙划分，既有私密性，也留有回旋余地。

院内栽种奇花异草，池边常驻仙鹤白鹭，一步一景，皆合乎天意与人意的统一。

乾隆即位后，圆明园进入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建阶段。

相较于雍正的含蓄、节制，乾隆则展现出十足的帝王气度。

他亲自命名“四十景”，每一景皆题诗作画，甚至要求宫廷画师将全园绘制成图，以便他随时欣赏。

除了中式造景的极致发挥，乾隆更是在园中大张旗鼓地引入西洋风格。

他召集宫中供职的传教士建筑师，如郎世宁、蒋友仁等人，设计长春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

高耸的喷泉、几何排列的石柱、大理石铺就的阶梯，甚至模拟了凡尔赛宫的布局。

这种“中西合璧”的尝试并非突兀，而是清帝在开放中自信的体现。

中国风的山水叠石，搭配欧式的穹顶拱门，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皇家美学样本，也显示出清王朝对于世界格局的好奇与掌控欲。

园中有一个奇妙的存在——“万花阵”。

这是仿照欧洲花园迷宫建造而成，却巧妙融入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圆融”与“九宫八卦”概念。

而最令人叹服的是，在历经雍正与乾隆两代扩建后，圆明园并非一园，而是三园合一：

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园林群落体系，总面积超过350公顷，园内建筑近百处，涵盖宫殿、楼阁、桥梁、水榭、假山等多种形制。

这种以一园而统天下风貌的格局，象征着清王朝试图通过园林这一空间，模拟整个中国甚至天下秩序的野心。

焚烧与劫掠

1860年9月，远在紫禁城内的咸丰皇帝，收拾细软，携皇后仓惶北逃承德。

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已逼近圆明园的宫墙之外，那座历经百年经营、汇聚中华园林与西洋艺术于一体的奇迹之地，就这样成为异族入侵者手中的“战利品”。

10月6日，联军突破园门，士兵如潮水般涌入园中。

他们并没有驻足欣赏这座“万园之园”的精致——那些蜿蜒的小径、雕花的栏杆、池畔的石桥，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堆亟待拆解与搬运的“货物”。

他们用匕首撬开宝匣，用斧头砍断廊柱，用火枪打碎瓷器，把能带走的一切裹进麻袋、扛上马车。

那些来不及搬运的巨型铜鼎、大理石喷泉则被随意砸毁；字画和织锦则在阳光下被撕裂、铺展成临时的餐布；就连园中饲养的禽鸟、草地上休憩的梅花鹿，也未能逃过枪口。

与军队同行的，还有大批“非正式人员”——随军商人、记者、外交官，他们穿梭于宫殿之间，恍若进入一个廉价的梦幻市场。

有人用一瓶白兰地换走整套宫廷瓷器，有人用小刀划下西洋楼壁画上的图案带走留作纪念。

这场对文明的掠夺，被他们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战利品”。

更可悲的是，还有部分当地民众趁乱潜入园中，与外敌一起哄抢。

他们将残留的木雕、石刻、丝织品扛出园外，在集市上贱价售卖。

圆明园，这座几代帝王心血铸成的文化宝库，在短短数日间沦为碎片。

英国代表额尔金并未满足于此，他下达命令，10月18日，三千名英军士兵举起火把，将圆明园的宫殿、楼阁、藏馆一一点燃。

火焰迅速吞噬木结构的建筑，浓烟如幕布般遮蔽天日，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在烈火中爆裂、坠落。

火光在夜空中跳跃三天三夜，直至最后一缕檀香混合焦木味消散于冷风中，圆明园只剩断壁残垣，化为一片焦黑的灰烬。

法国诗人雨果曾为此愤怒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斥责西方强盗式文明对东方瑰宝的践踏。

而令人唏嘘的是，四十年后，1900年，八国联军再度侵华。

圆明园再次被占，彼时剩余的几座尚存建筑与老树古木，再一次遭到破坏。

这一次，联军甚至懒得点火，只是简单粗暴地拆除所有可以搬运的构件，将整栋整栋建筑拆得七零八落。

曾被清廷苦心维护的珍稀植物，也被当作柴薪砍伐殆尽。

园区变成一座寂静的废墟，杂草与野兔开始在断瓦残垣中穿行。

进入民国之后，圆明园的废墟被进一步瓜分、蚕食。

北洋政府时期，一些军阀、地方官吏趁国家混乱，组织人手入园盗石拆砖，甚至开设“文物交易市场”，大批柱基、栏板被运往民间或成为私人庭院的装饰。

北平市政当局更曾计划将圆明园开辟为建材采集区，以供城市建设。

曾经用于接待外宾的行宫，变成民工挖土的工地；曾经供皇帝理政的殿阁，如今只剩几根残破石柱，孤独地立在荒草间。

到了20世纪中叶，圆明园已不再是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既未能得到系统性保护，也未成为公众认知中的文化遗址。

废墟间的守望者

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这片废墟，第一次被纳入国家级文物保护的视野中。

彼时的圆明园，不再有宫殿飞檐，不再有湖光山色，只有断裂的石柱、倾颓的台基和杂乱无章的灌木丛。

那些曾经辉煌的景点，连名字都已从地图上抹去，成为学者口中模糊的“某处遗址”。

正是在这样的荒芜之上，一批批文物工作者、规划师与绿化工人陆续踏入园中，他们没有仪仗与掌声，只有一纸任务：恢复生态、保护遗迹、重建秩序。

管理处成立后的第一步，不是修楼造景，而是植树造林。

因为此时的圆明园，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一场大风便能卷起漫天黄土。

工作人员勘查地形，测量风向，依照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与现代生态恢复原理，在园区内大规模种植适应性强的乔木、灌木与地被植物。

松柏成行，槐柳成荫，原本枯黄的土地渐渐被绿色覆盖，那些曾经看似无迹可寻的地形轮廓，也在绿意中重新浮现。

不同于以往的粗放式挖掘，他们将每一块基石的位置、形状、材质一一编号记录，甚至对一些石雕的残件进行了三维测绘，希望能为将来的复原工作打下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圆明园修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国家开始注重三山五园区域整体的联动保护。

在地理上，这片区域包括了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三座山脉，以及圆明园、颐和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座皇家园林。

伴随着修复工作的推进，2013年，国家文物部门决定对部分遗址展开系统性考古发掘。

原本只是一次补充性考察，目的是为修复工程提供历史数据，但谁也未曾预料，一锹下去，竟唤醒了沉睡百年的宝藏。

最初出土的，是几块木构件。

它们看似普通，表面布满泥土，甚至已经轻微变形。

但当文保人员用毛刷轻轻拂去尘埃，一条龙纹图案渐渐浮现，线条古朴遒劲，纹饰之下的榫卯结构仍清晰可辨。

随着进一步挖掘的展开，数量庞大的文物如潮水般涌现：瓷器、铜器、玉器、石雕、建筑构件乃至书画残卷，到2020年，最终统计，超过五万件。

有些瓷器造型优雅，釉色温润，纹饰题材包括青花、粉彩、斗彩、珐琅彩等，器型涵盖碗、盘、瓶、壶，代表了清代瓷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青铜器中，部分器物来自西洋楼区域，结构复杂，风格迥异于中式铜艺。

一件雕花铜灯台，融合了巴洛克风格与清代宫廷纹样，呈现出中西交融的视觉冲击力。

还有些青铜构件，原为喷泉系统部件，经技术修复后可窥其原始运作方式，考古人员据此重建了部分水力循环模型，为理解圆明园水景体系提供关键证据。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出土的玉器与书画残件。

玉器中多为佩饰与案头摆件，造型小巧玲珑，雕工细腻，光泽温润，仿佛凝聚了帝王书房中那些安静的日常。

而书画则多为残页、卷轴碎片，有的纸面已被水浸蚀，墨迹模糊，但隐约可见“乾隆御笔”或“石渠宝笈”题签。

而今，那些被一一编号、细心清理、妥善保存的文物，正安然地陈列在展厅与库房中，他们从废墟中归来，跨越时间与命运，成为这座园林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