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安世中国供货新规，欧洲车企排队签字，荷兰总部被直接无视

前言

荷兰，还是那个荷兰，应该还心存侥幸心理，但我们的落地动作却是一个接一个。

面对中方这边的一个个动作，荷兰人除了嘴硬，也只有嘴硬和等着更多的惩罚。

安世半导体（Nexperia）虽总部位于荷兰，但其 72% 的封装测试产能集中在中国东莞和上海临港工厂，全球 80% 的成品供应由中国区承担，这一产业格局为后续博弈埋下伏笔。2025 年 9 月 30 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突然援引《物资供应法》，以 “防范知识产权转移” 为由，对安世全球 30 个主体实施资产冻结，价值高达 147 亿元。

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在 10 月 7 日进一步作出裁决：暂停中方委派的 CEO 张学政职务，指派外籍人士担任有决定性投票权的独立董事，仅给中资股东留下 1 股象征性股权。从行政冻结到完成管理权更替，整个过程仅用 7 天，远短于欧洲同类案件三个月的平均审理周期，引发外界对司法程序公正性的质疑。

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最初谈及此事时神情轻松，认为可将安世作为筹码向中国施压。10 月 12 日，荷兰经济事务部发布声明解释称，此举是为 “保障欧洲芯片供应安全，防止关键技术流失”，但未提及美国曾要求荷兰更换中方管理层、调整治理结构的背景信息。荷兰政府显然误判了局势 —— 安世的核心产能与技术落地在中国，总部掌握的股权证明难以转化为实际控制权。

中方的 “组合拳” 落地

面对荷兰的单方面干预，中方迅速启动反制措施，且每一步都精准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10 月 4 日，中国商务部率先发布出口管制公告，禁止安世中国及其分包商向境外出口在中国制造的特定成品元器件和组件。东莞工厂随即停止对外发货，全球供应链瞬间绷紧。

安世生产的二极管、MOSFET 等成熟芯片，在汽车晶体管市场占据近 40% 份额，一辆传统汽车需使用 500 颗，新能源汽车则需 1000 颗。出口禁令生效后，欧洲车企首当其冲感受到压力：大众德国沃尔夫斯堡工厂的芯片库存仅能维持三周，宝马单月损失预估达 10 亿欧元，新能源车型交付周期从 3 个月拉长至 6 个月。

10 月 9 日，中方再出重磅政策 —— 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明确含 0.1% 中国稀土成分的境外产品出口需审批。芯片制造必需的高纯度稀土，全球 70% 产量来自中国，这一规定直接影响荷兰 ASML 的 EUV 光刻机生产，其因缺乏中国稀土抛光粉，产能爬坡放缓 30%。德国西门子、巴斯夫等企业的原材料供应也出现缺口，被迫将部分订单转移至中国。

安世中国区的自主反击更让荷兰总部陷入被动。10 月 19 日，安世中国发布公开信，明确表示 “中国区是独立经营的中国企业，有权拒绝未经中国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外部指令”。

针对荷兰总部切断系统权限、停发薪酬的施压手段，中国区启动独立运营，自行保障员工福利，并依托本土产能恢复生产。10 月 23 日，安世中国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援引《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直接否定荷兰总部免去全球销售市场部副总裁张秋明职务的决定，强调其在中国境内不具备法律效力，张秋明签署的合同均视为公司正式行为。

欧洲车企的 “排队签字” 潮

10 月 19 日，在中断供货 19 天后，安世中国宣布恢复供货，但附加了三项明确条件：仅限中国境内市场，所有交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且必须优先满足国内订单。这一新规彻底打破了荷兰总部的话语权垄断，欧洲车企的行动比预期更迅速。

当天下午，大众中国区总裁带着团队飞抵东莞，仅用 3 小时就完成协议签署，承诺将中国区采购量提升 30%；宝马则更进一步，主动提出将亚太区采购总部迁到东莞，以缩短供货周期并获得优先配额。据安世中国内部统计，一周内已有 12 家欧洲车企完成签约，其中包括奥迪、雷诺等主流品牌，没有一家企业事先征询荷兰总部意见。

车企的迫切源于现实压力。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10 月 20 日发布预警，称安世芯片断供已导致欧洲汽车产量单日减少 1.2 万辆，若持续到 11 月，行业年损失将超 200 亿欧元。博世、大陆集团等一级零部件供应商更是联名施压欧盟，警告若无法恢复供应，将把 30% 的产能转移至中国。这些企业曾试图联系荷兰总部解决问题，却发现对方连最基本的产能调度权都没有 —— 没有中国工厂的授权，总部手中的知识产权文件不过是无法变现的废纸。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结算要求正在重塑产业链支付格局。某德国车企采购总监向媒体透露，为快速达成协议，企业已在中国银行开设专项人民币账户，“相比汇率成本，生产线不停摆才是关键”。这一转变让中国在芯片贸易中的货币话语权得到实质性提升。

荷兰总部的 “被无视” 与求和

欧洲车企的 “用脚投票” 让荷兰总部彻底失势。托管团队多次联系安世中国要求协调产能，均被以 “不承认外部单方面决定” 为由拒绝；试图通过邮件向中国区客户澄清 “管理权归属”，却发现已被多数企业拉黑邮箱。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的态度从最初的强硬转为妥协，10 月 21 日主动致电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希望协商解决问题，但王文涛明确表示，荷方需先纠正错误做法，撤销资产冻结、恢复中方管理层职务，否则无法谈及出口管制解除。

三天后，荷兰外交官通过非正式渠道提议 “以知识产权独立托管换取出口禁令解除”，但中方未予明确答复。欧盟的介入也未能打破僵局，10 月中旬，欧盟执行副主席谢夫乔维奇与中方通话，提议召开出口管制对话会议，却刻意回避荷兰干预的合法性问题，最终碰了一鼻子灰。更令荷兰尴尬的是，欧盟内部已出现分裂 —— 德国经济部公开批评其 “破坏欧盟统一市场”，法国则威胁启动反胁迫工具法案调查。

荷兰政府的侥幸心理逐渐被现实击碎。10 月 27 日，荷兰经济事务部在最新声明中语气软化，称 “愿与中方密切沟通，为安世问题寻找建设性解决方案”，但仍未提及具体纠正措施。市场数据显示，安世荷兰总部 10 月营收同比下降 89%，员工流失率已达 23%，曾经的 “全球管理中心” 正沦为空壳。

结语

安世中国东莞工厂的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转，人民币结算订单占比达 100%；而荷兰总部仍在等待中方回应，其试图掌控产业链的尝试，最终以失去话语权告终。这场围绕芯片企业的博弈，再次印证了 “产能落地才是核心竞争力” 的产业规律，也为全球跨境投资中的法治原则与契约精神写下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