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进城打工，和35岁的工厂女主管同居，她说：你让我上瘾了

多年以后，苏琴那句“建军，你让我上瘾了”，依然像一根细针，时常扎在我心里。那句话不是在热恋时说的，而是在我们关系即将分崩离析的那个夜晚，她的声音里没有痴缠，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恐慌。

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她，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在她为我构建的那个温暖而窒息的鸟笼里，撞开了一扇门，飞了出去，哪怕外面是风雨交加。

那七年，我从一个十九岁、兜里只有二十块钱的乡下小子，长成了一个熟悉城市规则的青年。她的家是我的港湾，她的饭菜是我的慰藉，她的体温是我的习惯。我用青春和顺从，换来了一段安稳无忧的岁月，却也几乎忘了，自己原本想飞向何方。

故事，要从1992年的那个夏天说起，空气里到处都是煤灰和梦想混杂的味道。

第1章 南下的绿皮火车

我叫陈建军，1992年，我十九岁。在扒着绿皮火车的门，跟着几百个同乡一起南下时，我对未来的想象，只有三个词：挣钱，盖房，娶媳妇。

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铁龙，喘着粗气，载着一车厢和我一样，眼神里混杂着胆怯和渴望的年轻人。车厢里弥漫着汗味、方便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但这股味道在当时的我闻来，就是希望的味道。

我们被一个同村的远房亲戚介绍到滨海市的一家大型纺织厂。进厂那天，人事科长拿着大喇叭喊名字，喊到一个，就有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激动地应一声“到”，仿佛那是改变命运的召唤。

我的岗位是纺纱车间的操作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接上断了的纱线。那声音大到什么程度？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得用吼的，下了班耳朵里还嗡嗡作响，像是住了一窝蜜蜂。

工厂的生活是两点一线，宿舍，车间。宿舍是十六人一间的大通铺，空气永远是潮湿的，带着一股散不去的脚臭味。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去食堂打饭，一勺土豆炖白菜，配上两个馒头，就能让我感到无比的满足。

苏琴就是在这个时候，以一种我想象不到的方式，闯进了我的生活。

她是我们的车间主管，三十五岁。在当时的我看来，三十五岁已经是个很老的年纪了。她不像车间里其他的女工，头发总是乱糟糟的，脸上带着疲惫。苏琴总是很干净，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沉静的眼睛。她走路不快，但很有力道，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哒、哒、哒”，整个车间的工人都会下意识地绷紧神经。

她不常笑，也不骂人，但所有人都怕她。她看一眼，就知道哪台机器的转速不对；她摸一下，就知道哪批棉纱的湿度有问题。她就是这个车间的“定海神神针”。

我对她的最初印象，是敬畏，还有一点点的好奇。我好奇这样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待在这样一个充满噪音和棉絮的地方。

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的交集，是因为我的一个失误。那天我连着上了十二个小时的班，精神恍惚，接线的时候手一滑，一整排的纱线都绞进了机器里。刺耳的“嘎嘎”声响起，机器停了。

整个车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吓得脸都白了，手脚冰凉。我知道，这种事故，轻则罚款，重则开除。对于刚进城，连下个月饭钱在哪都不知道的我来说，开除就等于天塌了。

带我的老师傅张嘴就骂：“你个小B崽子，眼睛长哪去了！”

就在我手足无措，准备接受命运的审判时，苏琴走了过来。她的高跟鞋声，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心上。

她没有看我，而是俯下身子，仔细检查着被绞坏的机器。她的手指很巧，拨开那些乱成一团的纱线，查看齿轮的损伤情况。车间里静得可怕，只剩下她检查机器发出的轻微声响。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她才站起身，淡淡地对维修组的人说：“问题不大，换个小齿轮就行，两个小时能弄好。”

然后，她才把目光转向我。那目光不严厉，但很有穿透力，看得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新来的？”她问。

“是……是。”我声音都在抖。

“叫什么？”

“陈……陈建军。”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对跟在她身后的副主管说：“这个月的生产任务紧，罚款记我账上，让他写份检查就行。小陈，你跟我来办公室。”

我懵了，跟着她穿过嘈杂的车间，走进她那间小小的、但收拾得异常整洁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盆文竹，绿得像是能滴出水来。

她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那是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水是温的，我捧在手里，感觉那股暖意一直传到了心里。

“家里很困难？”她问得很直接。

我点点头，眼圈有点红。

“想不想在这好好干？”

我猛地点头，像小鸡啄米。

“那就打起精神来，”她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但不能有第二次。你们这些孩子，从农村出来不容易，别把机会当儿戏。”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个月工资还没发，你身上钱不多了吧。这里是两百块钱，算我借你的，下个月发工资再还我。”

我当时就愣住了。两百块钱，那是我在老家种一年地都攒不下的钱。我看着那个厚实的信封，又看看她，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拿着吧，”她不容我拒绝，“先去吃顿好的，睡个好觉。明天，我不希望再看到你那副丢了魂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手里攥着那个信封，感觉沉甸甸的，不仅是钱的重量，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情绪。

从那天起，我在车间里干活格外卖力。而苏琴，似乎也对我多了一份留意。她会偶尔在我经过时，问一句“吃饭了没”，会在我操作的机器旁多停一会儿，指点我几个接线的技巧。

她的关心，像是一束微弱但温暖的光，照进了我灰暗的打工生活里。我开始觉得，这个充满噪音和棉絮的工厂，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第2章 一碗红糖姜水

我和苏琴的关系，真正发生质变的，是在三个月后。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滨海市是个沿海城市，冬天的湿冷是钻进骨头里的那种。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小伙子，最受不了这个。我没带什么厚实的被子，晚上在宿舍里经常被冻醒。

终于，我病倒了。高烧，头痛得像要裂开，躺在床上起不来。

宿舍里人来人往，大家都要上班，没人有空管我。同宿舍的王浩临走前，给我倒了杯开水，拍拍我的肩膀说：“建军，扛不住就去医务室看看，别硬撑。”

我迷迷糊糊地应着，心里却在盘算。去医务室要花钱，打针吃药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刚把借苏琴的两百块钱还上，兜里比脸还干净。

我想，睡一觉，发发汗，可能就好了。这是我爹教我的土办法。

我就那么躺着，从白天躺到天黑，烧得越来越厉害，意识都开始模糊。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冰窖里，又像是在一个火炉里，冷热交替，浑身难受。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时，宿舍的门被推开了。

模模糊糊中，我看到一个人影走了进来，带着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香气。是苏琴。

她是怎么找到我们宿舍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她走到我床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她的手很凉，贴在我滚烫的额头上，很舒服。

“烧得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医院？”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她没再多说，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身后还跟着我们宿舍的舍长。

“来，把他扶起来。”她对舍长说。

我被扶起来，靠在床头。苏琴把碗递到我嘴边，一股辛辣又香甜的气味钻进我的鼻子。是红糖姜水。

“趁热喝了，发发汗。”

我小口小口地喝着，滚烫的姜水流进胃里，一股暖流瞬间扩散到四肢百骸。我感觉自己冻僵的身体，开始一点点复苏。

喝完姜水，她又从一个布袋里拿出几个药片，和一杯温水，看着我吃下去。

做完这一切，她用被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头。她对舍长说：“麻烦你今晚多照看一下他，有什么事就去我那里找我。我就在厂里的家属楼，三单元402。”

舍长连连点头，像看神仙一样看着她。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沉。第二天早上醒来，烧退了，出了一身透汗，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但人已经清醒了。

我躺在床上，回想着昨晚发生的一切，感觉像做了一场梦。一个高高在上的车间主管，竟然会亲自来我们这种臭烘烘的男生宿舍，照顾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工人。

这件事，让我在感动之余，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她。

病好后，我去车间上班，见到苏琴，想跟她说声谢谢，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她还是那副清冷的样子，仿佛昨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快下班的时候，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身体好了？”她问。

“好了，谢谢苏主管。”我局促地站在她面前，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你别住宿舍了。”

我心里一惊，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要赶我走。

“我家里有间空房，你搬过去住吧。”她接着说。

我当时就傻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搬去她家住？这怎么可能？她是单身，我一个大小伙子，这要是传出去……

“你别多想，”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语气依旧平淡，“宿舍条件太差，你身体又弱，再病一次就麻烦了。我那房子是厂里分的，两室一厅，我一个人住也空着。你住过来，就当是帮我看看家，还能省下住宿费。”

她把一切都说得那么合情合理，不容我拒绝。

“可是……苏主管，这……这不合适吧……”我结结巴巴地说。

“没什么不合适的，”她打断我，“就这么定了。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晚饭过来吃，我给你地址。”

她说完，就低头看文件了，再也没看我一眼。

那个周末，我像做贼一样，用一个蛇皮袋装着我所有的家当——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床薄被子，搬进了苏琴的家。

她的家在厂区后面的家属楼，是那种老式的红砖楼。但一推开门，里面的景象让我这个乡下小子彻底看呆了。

地板是水磨石的，擦得锃亮。家具虽然旧，但都是实木的，上面铺着干净的蕾丝布。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窗台上摆着几盆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味，和我们宿舍那股复杂的味道，简直是两个世界。

她给我安排的是朝北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还有一个衣柜。床上的被褥都是新换的，带着阳光的味道。

“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她说，“把东西放下，洗洗手，准备吃饭。”

那天晚上的晚饭，我至今都记得。是四菜一汤：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菠菜，还有一个冬瓜排骨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过年才能吃到的盛宴。

我埋着头，狼吞虎咽，吃得又快又急。

苏琴没怎么动筷子，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吃，偶尔给我夹一块肉。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她的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吃完饭，我抢着要洗碗，她没同意，说：“你刚病好，去歇着吧。”

我局促地站在客厅里，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天起，我正式和苏琴开始了“同居”生活。这在90年代初，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但在我们之间，却又显得那么自然。我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界线，谁也没有去跨越。

我叫她“苏姐”，不再是“苏主管”。她叫我“建军”。

我每天早早起床，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垃圾倒掉。她下班回来，会做好热腾腾的饭菜。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看电视。电视里放着《渴望》，刘慧芳的命运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苏琴看得特别认真，有时候还会抹眼泪。

我渐渐发现，脱下主管外衣的她，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会因为买到不新鲜的菜而抱怨，会因为电视剧里的情节而伤感。她也有脆弱的一面。

我了解到，她丈夫是厂里的技术员，五年前因为一场事故去世了，他们没有孩子。从那以后，她就一个人生活。

我的出现，似乎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静，也填补了某种空白。而她的出现，则为我这个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一个温暖，安稳，但也让后感到窒息的家。

第3章 那个不成文的默契

住在苏琴家的日子，安稳得像一潭深水，不起一丝波澜。

我把每个月工资的大半都交给她，她也从不推辞，只是会用这些钱，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衣服破了，她会帮我缝好；我换季没有衣服穿，她会带我去百货大楼，给我买当时最时髦的夹克衫。

我穿着她买的衣服走在厂区里，总能引来同宿舍那帮兄弟羡慕的目光。王浩会凑过来，挤眉弄眼地问：“建军，你跟苏主管……到底啥关系啊？她对你也太好了吧。”

我每次都红着脸，含糊地解释：“苏姐看我可怜，把我当弟弟照顾。”

“弟弟？”王浩一脸不信，“有对弟弟这么好的姐姐吗？我看她是想让你当上门女婿吧！”

流言蜚逼，像棉絮一样，在车间的空气里飘荡。有人说我是苏琴养的“小白脸”，有人说我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像针一样扎人。

我感到委屈，也感到愤怒。有好几次，我都想冲上去跟他们理论，但苏琴知道了，却只是淡淡地对我说：“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你只要把自己的活干好，比什么都强。”

她的平静，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头的火。是啊，跟他们争辩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事情越描越黑。

在苏琴的指点下，我的技术进步很快，从一个普通的操作工，被提拔成了小组长。虽然只是个管着七八个人的小头头，但在厂里，也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地位。

我和苏琴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在工厂里，我们是上下级，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私下的交流。她依旧是那个不苟言笑的苏主管，我则是那个勤恳努力的陈组长。

但一回到家，那栋红砖家属楼就像一个结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我们变回了苏姐和建军。她会脱下工装，换上柔软的家居服，在厨房里为我准备晚饭。我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她讲车间里发生的趣事。

有时候吃完饭，我们会一起去厂区的操场上散步。夏天的夜晚，凉风习习，我们会聊很多。聊我的家乡，聊我小时候掏鸟窝、下河摸鱼的糗事。她听着，总是会笑，那种笑很浅，但很真实。

她很少提自己的过去，只是偶尔会指着天上的星星，轻声说：“建军，你知道吗，你这个年纪，真好。”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羡慕，又像是伤感。

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每天下班，能看到一盏为我亮着的灯；习惯了每天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习惯了生病时，有人在身边照顾。

苏琴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有些……过度。

天一冷，她就会逼着我穿上厚厚的毛衣，哪怕我觉得并不冷。她不许我跟厂里那帮年轻人出去喝酒，说他们会把我带坏。她甚至会检查我的工资，每一笔开销都要问清楚用在了哪里。

起初，我把这当成是一种关心，一种长姐如母的关爱。但时间久了，我心里隐隐有了一种被束缚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我二十三岁那年，变得尤为强烈。

那年春节，我回了一趟家。我娘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身上得体的衣服和明显长胖了的脸，高兴得合不拢嘴。但高兴过后，就是催婚。

“建军啊，你在城里，有没有看到合适的姑娘？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村里和我同龄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娘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那潭平静的心湖。

是啊，我该成个家了。可我的生活里，除了苏琴，根本没有其他女人的影子。我每天两点一线，家和工厂，接触到的异性，除了车间里那些大姐大嫂，就只有苏琴。

回到滨海市后，我心里开始有些烦躁。

有一次，厂里新来了一批女工，其中有一个叫李晓燕的女孩，是从我们邻县来的，长得很清秀，说话声音也细声细气的。因为是老乡，我们偶尔会多聊几句。

有天下班，李晓燕在厂门口被几个小混混纠缠，正好被我撞见。我脑子一热，冲上去把她护在身后，跟那几个小混混推搡起来。我虽然长得不算壮，但常年干活，力气不小，那几个人看讨不到便宜，骂骂咧咧地走了。

李晓燕吓得脸都白了，一个劲地跟我说谢谢。为了安抚她，我请她去厂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馄饨。

我们聊了很多，聊家乡，聊在工厂的辛苦。我发现，和同龄人在一起，有一种和苏琴在一起时完全不同的轻松感。

那天我回家晚了。一推开门，就看到苏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只有电视机屏幕的光闪烁在她脸上，显得有些阴沉。

“去哪了？”她问，声音冷得像冰。

“我……跟一个老乡吃了顿饭。”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男的，女的？”

“女的。”

她沉默了。客厅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

过了很久，她才站起身，打开灯。灯光下，我看到她的眼圈是红的。

“陈建军，”她连名带姓地叫我，“你忘了你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吗？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宿舍的病床上拉起来的吗？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我心里又愧疚，又委屈。“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她冷笑一声，“今天一起吃饭，明天是不是就要一起看电影了？陈建军，我告诉你，厂里那些小姑娘，心思都活络得很，她们看上的是你的位置，不是你的人！你别被人骗了！”

“我没有！”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苏姐，我已经二十三了，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能有自己的朋友吗？”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大声说话。

她愣住了，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受伤。

“好，好一个二十三了，”她喃喃自语，眼泪掉了下来，“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说完，她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一晚，我们第一次陷入了冷战。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辗转反侧，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和苏琴生活在一起，我就要放弃所有正常的社交，放弃拥有自己生活的权利吗？

那个晚上，我们之间那个不成文的默契，第一次出现了裂痕。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道裂痕，将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彻底将我们吞噬。

第4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那次争吵之后，我和苏琴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微妙。

我们依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话少了很多。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嘘寒问暖，我也刻意和李晓燕保持了距离。家里的空气，总是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

我以为时间会慢慢冲淡这一切，但生活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重重一击。

压垮我们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老家的一封信。

信是我娘托人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内容却像一颗炸弹，在我心里炸开了花。信上说，我爹在帮邻居盖房子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急需一笔钱做手术。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我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倒下了，这个家就塌了。信的末尾，我娘用哀求的语气写道：“建军，你无论如何要想想办法，救救你爹。”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苏琴。这些年，我的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了她，我自己手里根本没多少钱。

我拿着信，敲开了她的房门。

她正在看书，看到我手里的信和煞白的脸色，皱了皱眉：“出什么事了？”

我把信递给她，声音沙哑地说：“苏姐，我爹……我爹出事了，要动手术，急需用钱。”

她看完信，脸色也变了。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她不会开口。

“要多少钱？”她问。

“医生说，手术加后期的治疗，至少要五千块。”在994年，五千块钱，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她又沉默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紧张地看着她。“苏姐，这些年我的工资都在你那，应该……应该有这些钱吧？”

我虽然每个月都把钱给她，但具体有多少，我从来没算过。我信任她，就像信任自己的家人。

苏琴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她说：“建军，钱，我们有。不止五千，我们存了快两万了。”

我心里一喜，刚想说“太好了”，她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但是，这笔钱，不能动。”

“为什么？”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那是我爹的救命钱！为什么不能动？”

“建军，你冷静点，”她站起身，试图安抚我，“这笔钱，我是准备留着给我们买房子的。厂里最近有政策，工龄满十年的双职工可以优先申请福利房，虽然要自己出一部分钱，但比外面便宜太多了。我打听过了，一套两居室，差不多就要这个价。我想着，等我们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我打断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她，“苏姐，你在说什么？什么叫‘我们’买房子？”

“就是我们啊，”她理所当然地说，“你跟我，我们一起生活，买个房子，安个家，不好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是姐弟，是亲人，是一种相互扶持的恩情。我从没想过，在她心里，我们的关系，竟然是朝着“过一辈子”的方向去的。

我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苏姐，那是我爹的救命钱。我存在你这里的，是我的血汗钱。”

她的脸色也沉了下来。“我没说不是你的钱。但是建军，你要想清楚，你爹的腿，是个无底洞。这次花了五千，下次呢？你老家那个穷山沟，你准备填多少钱进去？我们好不容易才攒下这点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根！你不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毁了我们现在的一切！”

“我们？我们？”我被这个词刺激得几乎失去了理智，“苏琴！我叫你一声苏姐，是敬你，是谢你！但这不代表你可以支配我的人生！我爹躺在医院里等钱救命，你却跟我说要留着钱买房子？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啪！”

一个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房间。

我被打得偏过头去，脸上火辣辣地疼。

苏琴的手在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陈建军，你真是个白眼狼，”她哭着说，“我为你做了多少，你都忘了吗？你刚来的时候，是谁教你技术的？你生病的时候，是谁照顾你的？你没衣服穿，是谁给你买的？我把心都掏给你了，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承认，她说的都对。没有她，我陈建军可能早就被这个城市淘汰了。我的命，可以说是她给的。

可是，恩情，不能成为绑架的理由。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所有情绪，平静地看着她，说：“苏姐，我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这份恩情，我陈建军一辈子都记得。但是，今天这笔钱，我必须拿走。这是我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

我不再跟她争辩，转身走进我的房间，从床底下拖出我那个破旧的蛇皮袋，开始收拾我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眼神从愤怒，到悲伤，最后变成了一种绝望。

“你非要走，是吗？”她问。

我没有回头，只是把衣服一件件塞进袋子里。

“为了你那个家，为了你那个爹，你就要抛下我，是吗？”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的动作顿住了。

我知道，她也是个可怜人。丈夫早逝，无儿无女，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的出现，对她来说，可能不仅仅是多了一个人作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我心里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愧疚。

但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所有的犹豫都烟消云散了。

我拉上蛇皮袋的拉链，站起身，从她身边走过，没有看她一眼。

“钱，在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存折和密码都在一起。”她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轻得像一阵风。

我的脚步停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回头。

我打开她的房门，走到床头柜前，拉开了第二个抽屉。里面有一个铁盒子，装着一本存折和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

我拿起存折，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她压抑的、带着无尽痛苦的声音。

“陈建军，你让我上瘾了。”

我浑身一震，猛地回头。

她就站在那里，泪流满面，看着我，重复了一遍：“你知道吗？你就像毒品，让我上瘾了。我已经离不开你了……你别走，好不好？钱我给你，我什么都给你，你别走……”

她向我伸出手，眼神里满是祈求。

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那个在车间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而是一个即将溺水的人，在拼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而我，就是那根稻草。

第5章 撞开的鸟笼门

苏琴那句“你让我上瘾了”，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呆立在原地，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和那双充满祈求的眼睛，心里翻江倒海。

愧疚、同情、感动，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瞬间将我淹没。

我怕的，不是她的纠缠，而是我心里的动摇。

这七年，她对我太好了。她的好，像一张细密的网，将我层层包裹。在这张网里，我衣食无忧，不用面对风雨。但同时，我也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

我像一只被她精心饲养的金丝雀，住在一个温暖华丽的鸟笼里。她每天给我最好的食物，最干净的水，用她的方式爱护我，保护我。而我，也渐渐习惯了这种被圈养的生活，几乎忘了自己还有翅膀。

直到今天，我爹病倒的消息传来，就像一声惊雷，把我从安逸的梦中劈醒。我才发现，鸟笼外，我还有我的世界，我的责任，我的人生。

而她那句“上瘾”，让我彻底明白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

那不是爱，至少不是健康的爱。那是一种依赖，一种寄托，一种近乎病态的占有。她需要的，不是一个伴侣，而是一个能填补她内心空虚、让她感到不再孤单的物件。

而我，恰好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姿态，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我的年轻，我的顺从，我的依赖，满足了她所有的情感需求。

如果我今天留下来，我不敢想象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永远活在她的掌控之下，活在报恩的道德枷锁里，直到我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平，所有的梦想都化为泡影，彻底变成她想要的那个样子。

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深吸一口气，将手里紧紧攥着的存折，放在了床头柜上。

然后，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而坚定地说：“苏姐，对不起。”

这三个字，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感。有歉意，有感激，但更多的是一种决绝。

她的身体晃了一下，眼神里的光，瞬间熄灭了。她明白了我的选择。

“白眼狼……你就是个白眼狼……”她喃喃地重复着，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没有再为自己辩解。我知道，在那个当下，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在她看来，我就是忘恩负义，就是背叛。

我最后看了她一眼，把这个女人的样子，深深地刻在脑子里。然后，我转过身，拎起我的蛇皮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我住了七年的“家”。

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声。

也隔绝了我的过去。

我没有拿那本存折。

我不能拿。如果我拿了，那我这辈子，就真的欠她欠到骨头里，再也还不清了。

走出家属楼，外面的冷风一吹，我打了个哆嗦，才发现自己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我抬头看着那栋红砖楼，看着四楼那个亮着灯的窗户，心里空落落的。我知道，我撞开的，不仅仅是一扇门，更是那个困住我也保护了我七年的鸟笼。

从今以后，我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了。

我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连回家的火车票都不够。

我在厂区门口的电话亭，用身上仅有的硬币，给同乡王浩打了个电话。王浩已经结婚搬出了宿舍，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

电话接通后，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只说家里有急事，跟苏主管闹翻了，现在没地方去。

王浩二话没说，就让我去他那。

“兄弟，啥都别说了，赶紧过来！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那一刻，我一个七尺男儿，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王浩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度过了离开苏琴后的第一个夜晚。王浩的媳妇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我一边吃，一边跟王浩商量借钱的事。

“浩哥，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我得马上回家。等我爹的病好了，我回来打工，挣了钱第一时间还你。”

王浩拍了拍胸脯：“钱的事你别愁。我这里有两千，我媳妇那还有一千多，我们都拿出来。剩下的，我再去跟厂里几个信得过的兄弟凑凑，五千块钱，肯定能给你凑齐！”

看着王浩和他媳妇毫不犹豫的样子，我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惭愧。我这才明白，真正的朋友，不是给你多少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能拉你一把的人。

第二天，王浩真的给我凑齐了五千块钱。他把一沓厚厚的、带着不同人体温的钞票塞到我手里时，我这个不轻易掉泪的男人，再也忍不住，哭了。

我给王浩写了张欠条，郑重地按上了手印。

揣着这笔救命钱，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心里百感交集。

别了，滨海市。

别了，苏琴。

那个我爱过、怨过、依赖过，也最终挣脱了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做主了。

第6章 时光里的回响

回到老家，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父亲送到了县医院。

医生说，幸好送来得及时，再晚几天，这条腿就真的保不住了。手术很成功，但后续的康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医院里衣不解带地照顾了父亲一个月，直到他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我才松了一口气。

家里的积蓄，加上我带回来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看着母亲日渐增多的白发和家里空空如也的米缸，我知道，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必须尽快回到城里，挣钱，还债，养家。

临走前，我娘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建军，在外面照顾好自己。那个……苏主管，她对我们家有大恩，你可不能做对不起人家的事。”

我娘还不知道我和苏琴之间发生的一切。我只是含糊地点点头，心里却是一阵苦涩。

回到滨海市，我没有再回纺织厂。

我没脸回去。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苏琴，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厂里那些风言风语。

我在城市的另一头，一个建筑工地上，找了份扛水泥的活。

那是我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天黑才收工。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其他地方全是灰。晚上回到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工棚里，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倒头就睡。

吃饭就是白水煮面条，加点盐，连油星子都看不到。

有好几次，我都累得想放弃。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起在苏琴家的日子。想起那干净的床铺，热腾腾的饭菜，和那个会为我亮着灯的窗户。

那种安逸的生活，就像一个魔鬼，时时刻刻在诱惑着我。

但我每次都能咬着牙挺过来。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能再去做那只被圈养的金丝猴。

我拼了命地干活，省吃俭用。每个月发了工资，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一部分寄回家，一部分还给王浩他们。

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我才把欠下的债全部还清。

还清最后一笔钱的那天，王浩请我下馆子。我们喝了很多酒。

王浩拍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建军，你变了。比以前黑了，瘦了，但人也硬朗了，像个真正的爷们了。”

我笑了笑，喝干了杯里的酒。是啊，生活是最好的磨刀石，能把一个人的怯懦和依赖，都磨得干干净净。

后来，我听王浩说了一些关于苏琴的事。

说我走后，她大病了一场，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厂里的人都说，是我陈建军没良心，骗了她的钱和感情，跑了。

她没有辩解，只是工作比以前更拼命了，人也比以前更冷了，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

再后来，纺织厂效益不好，开始改革，她好像是第一批被“优化”下来的。有人说她拿了一笔钱，离开了滨海市，回了自己老家。也有人说，她还在这个城市，只是不知道在哪个角落。

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唏嘘，有感慨，也有一丝淡淡的愧疚。

我知道，我的离开，对她的打击很大。但在那样的处境下，我别无选择。我们就像两棵长在悬崖边的树，靠得太近，只会一起掉下去。分开，或许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

又过了几年，我在工地上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了木工手艺。我肯吃苦，脑子也活，很快就出了师。我和几个老乡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小的装修队。

我们从接一些小活干起，刷墙，铺地板。因为我们手艺好，价格公道，从不偷工减料，慢慢地在行业里做出了口碑。

生意越来越好，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家小有规模的装修公司。我在滨海市买了房，买了车，把父母也接了过来。

我也遇到了一个合适的女人，她叫张丽，是个小学老师，温柔善良。我们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以为，苏琴这个名字，会随着时间，永远尘封在我的记忆里。

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陪一个客户去一个高档小区看他刚交付的精装房。在小区的花园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

一个头发花白的妇人，正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在晒太阳。

她的动作很慢，很轻柔，一边推，一边还在跟老人说着什么。

虽然隔着很远，虽然她的背已经有些佝偻，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是苏琴。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第7章 一声“苏姐”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的背影，一时间，竟有些迈不动步子。

十几年了。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染白了她的头发，压弯了她的脊背。她不再是记忆中那个穿着工装、踩着高跟鞋、走路带风的车间主管了。

她变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妇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走过去的。或许是好奇，或许是愧疚，又或许，只是想为那段纠缠不清的过往，画上一个句号。

“苏……苏姐？”

我试探着，轻轻地叫了一声。

那个身影顿住了。

她缓缓地转过身。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迷茫，然后是震惊，最后，化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她真的老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脸色也有些蜡黄。但那双眼睛，还是和从前一样，沉静，且有穿透力。

被她推在轮椅上的，应该就是她的母亲，一位看起来已经非常年迈的老太太，目光有些呆滞，似乎对外界已经没有太多感知。

“你是……建军？”她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不确定。

“是我，苏姐。”我的声音也有些干涩。

我们相对无言，气氛有些尴尬。花园里的鸟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你……过得好吗？”还是她先打破了沉默。

“挺好的。”我点点头，“我结婚了，孩子都上小学了。自己开了个小公司，日子还过得去。你呢，苏姐？”

“我也挺好。”她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沧桑，“厂子倒闭后，我就把老娘接过来了。她身体不好，离不开人。这些年，就一直照顾她。”

她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事。但我能听出那份平淡背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

“这小区……挺贵的。”我看着周围的楼房，有些迟疑地问。

“哦，这不是我的房子。”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解释道，“我在这里做保姆，照顾一个老太太。今天天气好，就推她出来晒晒太阳。”

我心里猛地一沉。

我设想过无数种我们重逢的场景，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曾经那个在工厂里说一不二，用自己的工资养活着我的女人，如今，竟然在给别人做保姆。

“怎么……怎么会……”我有些语无伦次。

“没什么。”她依旧很平静，“总得生活嘛。我没什么文化，年纪也大了，能找份活干，已经很不错了。”

她顿了顿，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抱怨或自怜，反而带着一丝欣慰。

“你看起来，比以前出息多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她的话，像一根针，又一次扎在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原来，她一直都在担心我。

“苏姐，”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银行卡，递到她面前，“这里面有点钱，不多，你拿着。密码是……”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

“建军，你这是干什么？”她皱起了眉头，眼神又变得像从前那样，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我只是想……想帮你一下。”

“我不需要。”她把我的手推了回去，态度很坚决，“我现在过得很好，能养活自己，也能照顾我娘。你的心意我领了，但钱，我不能要。”

她看着我，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下来。

“建ü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当年，你没有做错。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是我自己，想不开，钻了牛角尖。”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这些年，我自己一个人带着我娘，吃了很多苦，也想明白了很多事。人这一辈子，谁也靠不住，能靠的，只有自己。你当年能下定决心走出去，去过自己的生活，是对的。你要是真留下来，我们俩，都不会有好结果。”

听到她这番话，我心里那块压了十几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一直以为，她会恨我，怨我。没想到，岁月早已抚平了她心里的伤痕，让她变得如此通透和豁达。

“谢谢你，苏姐。”我说。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你当年的收留，也谢谢你今天的理解。

她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

“行了，别站着了。我要推老太太回去了，她该吃药了。”她说。

“我帮你。”我走上前，想从她手里接过轮椅。

她摇了摇头，拒绝了。“不用了，我自己来。你也有你的事要忙，去吧。”

她推着轮椅，缓缓地转身，向楼里走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个曾经在我生命中掀起过惊涛骇浪的女人，最终，还是变成了一个安静的、模糊的背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

我没有再坚持，也没有再追上去。

我知道，这才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不纠缠，不打扰，各自安好。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小区，也再也没有见过苏琴。

但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递给我那碗红糖姜水的温暖，想起她在我犯错时维护我的坚定，也想起她最后那个泪流满面的夜晚。

她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也是我成长路上的一道坎。她教会了我什么是温暖，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独立。

我们之间的那段岁月，像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石头，曾经硌得我生疼，但经过时间的打磨，最终，也变成了我人生基石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第8章 尾声

又过了几年，我的公司越做越大，在行业内也算小有名气。我把父母和妻儿都安顿得很好，生活富足，家庭和睦。我成了村里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成了大家口中“有出息”的陈建军。

只是，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叫苏琴的女人。

我曾想过很多办法去打听她的近况。我找过当年纺织厂的老同事，也托人去那个高档小区问过。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她早就辞掉了保姆的工作，带着她的老母亲，离开了滨海市，不知去了哪里。

她就像一颗流星，划过我的生命，留下了一道明亮而深刻的印记，然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我妻子张丽知道我有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去。她很聪明，从不过问。直到有一次，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喝多了，才断断续续地，把我和苏琴的故事，讲给了她听。

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任何评判。

等我说完，她只是给我倒了一杯温水，轻声说：“建军，都过去了。她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我们应该感谢她。没有她当年的照顾，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你。”

妻子的理解和包容，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释然。

是啊，都过去了。

我和苏琴的故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两个孤独灵魂的相互取暖。她在我身上，寻找失去的青春和情感的寄托；而我在她那里，得到了庇护和安稳。我们都从对方身上索取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本身，并无对错之分。

只是，当我的羽翼日渐丰满，渴望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时，她的“鸟笼”就成了我的束缚。我的离开，对她来说是残忍的，但对我自己，却是唯一的出路。

如今的我，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怯懦、需要依附别人生存的乡下小子。我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有了承担责任的能力和勇气。

我想，如果苏琴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她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我时常会想，她那句“你让我上瘾了”，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明白了，那不仅仅是对我这个人的依赖，更是对那段有我陪伴的、不再孤单的岁月的沉溺。她害怕的，不是失去我，而是害怕再次回到那种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的、冰冷的孤寂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我又何尝没有对她“上瘾”过呢？我沉溺于她提供的安稳和温暖，一度迷失了自己人生的方向。我们就像两个在寒夜里相互拥抱取暖的刺猬，靠得太近，会刺伤对方；离得太远，又会感到寒冷。

最终，我们都选择了放手，这或许，才是对彼此最大的仁慈。

人生就像一列不断前行的火车，会有人上车，也会有人下车。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程。我们能做的，就是心怀感激，然后挥手道别，继续奔赴各自的下一站。

苏琴，愿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过得安好。

而我，陈建军，也会带着那份独特的记忆，继续坚定地走好我未来的每一步路。因为我知道，正是那些过往的经历，无论好坏，才最终塑造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