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旭|我们见面的方式

所谓我们，其实就是两个人——我和他。他便是缪小星。1994年到1997年间，我在省委办公厅党刊处工作时，与缪公同事。那时我刚从县城调往省城不久，生活和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爱人工作调动、女儿转学、住房安排、自身文稿写作和刊物选题、编辑业务等等，每一项都困扰着我。我常常为此失眠，失眠的根源又主要在工作环境和人与人之间微妙情感的联结上。这不是说当时环境怎么不好，或与同事有矛盾。不是这样的。到了心生羡慕的陌生环境，我生怕工作做不好，心中惶惶然，处处小心谨慎。而对同事关系和工作的良好感觉，直至精神状态的焕然一新才是我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我勉力追求，却又一下子难以达到的。

缪小星比我大4岁，下乡插过队，下矿挖过煤，备尝生活的艰辛，也于艰辛的生活中向往朦胧爱情的甜蜜。他是1979级南大中文系高材生，高考前，已在共青团南京市委工作。他曾被借调到团中央《中国青年》群工部工作。据悉，当年的高考作文就是他采访所写的人物通讯的改写、缩写，老师推测他因此拿了高分。大学毕业时，他直接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办公厅，从事文稿写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他的经历和性格，注定他不是一个刻板和拘束的人。我不知道他的血型是什么，是否跟我一样。他对同事和朋友，都是敞开心扉，坦诚相待。他不欺生，不排外。他对我各方面都是关照的。这种关照不放在嘴上，也不是颇有心计的留痕。一切都是家常的，随便的，自然而然的。在党刊处和《江苏通讯》编辑部，他是我的头儿，说话从未居高临下过，眼神里满是诚恳温和的光。这对有点敏感的我非常重要：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使我对工作充满了主动性，且一步步建立了自信，从而使上进心具有了比较牢靠的支撑。1996年，他履新宿迁工作，我则接过他传递来的业务接力棒。后来，他调任新华日报社副总编，我去了省旅游局。再后来，他就退休了。

他住的地方与我住的地方并不远，我们都加了微信，彼此读到什么好书，看到什么好文章都及时推荐。平时见面机会是有的，但不多，也不刻意，保持双方愉悦的边界。他打他的桥牌，我打我的乒乓球。他依季节和气候，有时住到东边的宝华山去。但彼此之间的想念肯定是有的。我至今还常想起我们去太湖边费孝通家乡脱光衣服游泳的场景。那是一个灿烂的夏天。对岸是浙江，我们看到几个长头发的女孩子也在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有说有笑地泼水、游泳。

进入老境，便常常想起从前的人和从前的事。我不知道他想不想我。有时不知是被什么人和事触动，我便立刻想到他。一想到就要表达，不表达就不舒服。第一次是毫不犹豫地去清凉门大桥下的烧饼铺子买了几只烧饼，然后约他何时何地见面，飞快地骑上山地车送给他。见面后，没有多余的话，直奔主题，叫他快点吃刚刚出炉的烧饼，时间长了，吸收了空中水汽的烧饼萎软了，口感便不好了。他咬两口，说：“好！真的好！”我开心，然后掉转车头骑回家。

南京人吃鸭子，是很讲究的。我尤喜烤鸭和盐水鸭。某日在颐和路民国公馆区旁边的小巷里，发现一家阿花卤菜店的烤鸭特别好吃。我估计缪公没吃过，于是又激情澎湃地剁了前脯请他品尝。我承认，做出这一举动，有一点居高临下。但这也说明我对寻味金陵所下的功夫。在南京生活近40年，哪里的面条哪里的猪头肉哪里的猪大肠哪里的牛肉锅贴好吃，胸中是有一本地图的。与他在西康路与江苏路交叉口见面，我指着浇了醇厚的玫瑰色卤汁的烤鸭说，这是全南京最好吃的烤鸭。

近年来，突然发现白发增多，多得有点不像自己了，便跟朋友讨教，用什么自然的染发剂染一染。朋友说：“我弟弟你见过吧？他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就是因为吃了大半辈子黑芝麻。”于是，我便到夫子庙一个不起眼的小摊位，看着摊主将黑芝麻磨成粉，然后每天早晚饭时各吃一调羹。吃了两个月，鬓角的白发真的慢慢变黑了。我有点不相信，便继续吃，头上的白发便继续变。确认效果后，我约缪公见面，见面后同样什么话也不说，把一包黑芝麻与核桃仁混打的粉末放在了他小车的副驾座位上。他见我双膝上贴着白色膏药，问怎么回事。我说膝盖疼，他说，那你要注意啊，打球要悠着点。

这就是我们的见面方式。与你相好的人，总是要见面的，但不宜多，不宜豪华和铺张；而仅仅是见一面，说两句话，又不免太枯燥和呆板了。见面实为做人，做人，是要有情趣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

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