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央特科“红队”首任副队长失踪，建国六十年后才查到下落

“2008年7月14日晚上八点，这个人会不会就是爷爷？”连光荣把一张刚打印出来的论坛帖子递到朋友手里，语气里透着不敢肯定的激动。朋友抬腕看了看表，只说了三个字：“像极了。”这一句随口的肯定，把尘封七十多年的谜团正式拉开了帷幕。

那之前，家里已经为了“爷爷去哪儿了”争论了半个世纪。1969年，弥留之际的陈三发仍然拉着儿孙的手嘱咐：“德生肯定还在，去把他找回来。”她不知道，丈夫自1931年离开上海后，从未再踏上人间。老人这一声叮咛没什么文辞，却把全家人牢牢绑在了追索真相的路上。

陈三发留下的线索屈指可数：丈夫叫连德生，浙江上虞人，1920年代混迹上海，常常神出鬼没。除此之外，是一封没有落款地址的淡黄色书信，时间标记停在1931年4月。信里四句话——“身体无恙”“勿忧”“待我归”“相聚”——成了日后全部想象的支点。三十多年过去，这些字迹被翻得起了毛边，却依旧回答不了“人在哪儿”这个简单问题。

进入网络时代后，连光荣终于找到一条新跑道。他把名字敲进搜索框，海量信息像洪水一样扑面而来。初看杂乱无章，再细筛，就剩那么几则。转折点出现在那晚：论坛连载小说《全能卫士》意外提到“连德生”，角色背景、籍贯、活动领域与家族口述惊人吻合；随后，《伍豪之剑》中更是写明他曾任中央特科红色保卫队行动队副队长。两本书里的人物如果并非虚构，那就意味着一位顶级红色特工从家谱里蹦了出来。

为了验证，连光荣循着“中央特科”“二科”“红队”几个关键词挖档案、查旧报、跑图书馆。2009年4月，他在“抗日英烈纪念馆”数据库里锁定烈士名录，第1437号“连德胜”，牺牲地大余。备注栏一句“原中央特科红队副队长”让他当场愣神。一个曾用名，把断线的珠子忽然串成了项链。

抵达江西赣州大余县时，南方的雨下得正密。县档案馆的灯管略显昏黄，《绥靖公报》一摞摞躺在铁皮柜里。翻到1935年3月那期，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中等身材，目光凌厉，军帽压得很低。工作人员轻声提醒：“保存条件不好，请戴手套。”连光荣双手发抖，照片背后两行小字几乎戳穿了他胸口的防线——“连德胜，3月21日就义”。这张定格，让一个漂浮了七十多年的名字有了真实面孔，他终于确信，奶奶苦等的人，确曾叱咤风云。

档案接着拼出了完整履历。1893年，连德生生于上虞崧厦镇渔户之家，幼失阿父，随母闯上海。少年靠跑腿、学徒糊口，二十岁出头在英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就在这份看似普通的工作间隙，他结识了初到沪上的陈三发——后来成了终身伴侣。两人婚后育有两子一女，日子清苦却热腾。外界只看到他早出晚归，却不知夜幕之后，他已投身秘密交通站，为党的工运联络递送情报。

五卅运动爆发，连德生带头组织电车工人罢驶，被列作“危险分子”即遭解雇。1927年“四一二”后，清乡抓捕逼得地下党骨干纷纷撤离，组织将他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归国后直入中央特科二科，担任红色保卫队行动队副队长。这个队伍只有二十来人，却要为上海上万名地下工作者开路护航，说不好听点——每天都在刀尖上转身。

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上海宛如一夜间天翻地覆。局势只剩两个字：撤离。连德生负责掩护核心人员疏散，自己经香港抵达中央苏区，并寄出那封家书。信发出去，他才发现，没有地址就等于切断了全部回声。从此，妻子盼信，信却再无。

苏区岁月并不算长，他负责红军医院转运、防空和交通线安保，依旧是绕不开的“保卫”二字。可历史没有喘息的机会，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苏区不得不留下两万余名干部和伤病员做掩护。留守队伍谓之“北上先遣、南方铁军”，实则面对的是重兵合围。连德生带队突围到赣南，三天两夜不曾合眼，仍挡不住兵力悬殊。1935年3月6日，他与梁伯台、刘伯坚等人在崇山密林中再次被团团围困，中弹被俘。

敌人的审讯残酷到无以复加。拷问中，有人劝降，“说出暗号，就放你活命”。他只回一句：“可笑。”审讯者后来对下属发牢骚：“嘴比石头还硬。”3月21日清晨，赣江岸边枪声三响，38岁的连德生倒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就义时，他甚至来不及留下遗言——或者说，沉默本身已经是一份足够响亮的遗言。

在上海的陈三发再也收不到任何消息，她不知道丈夫已长眠南国。抗战、内战、解放，她独自扛过，每天挑水做饭、给人缝补，硬是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等到新中国成立，她拎着老棉袄去派出所问过一次“失踪人口登记”，得到的答复只有两字“无档”。这种无声，比噩耗更折磨人。直到生命尽头，老人还是坚信：那个人只是被任务耽误了。

2010年初春，民政部将烈士证书送到连家。红底金字，右下角的钢印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连光荣捧着证书，看了很久，终究只是低声说：“奶奶，找到他了。”屋里没人接话，窗外风正大，他转过身，把那张黑白照片与证书一起摆进相框，压上玻璃——尘埃再落，也落不到他们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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