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1日,南昌站真闹腾,你看,硬卧也得排队。”戴着旧呢帽的丁盛对老伴低声嘀咕。话音刚落,他把手里的行李往肩上一掮,自己迈进人流,脚步却很慢——慢到让人很难把他和曾经手握百万雄兵的大军区司令联系在一起。
到南昌安顿的那一年,他的工资分配叫“生活费”,每月一百五十元。这数字单拎出来不算寒酸,普通工人在八十年代初大多只有五六十元,但票证的限制、租房的开销、子女学费一起涌来,丁盛很快发现“腰包”拮据。碰巧南昌那套分到的房子只有48平方米,水泥地面,夏天蒸笼,冬天冰窖,电风扇和火炉都得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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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刘金枝户口在南京,人熟地不熟的南昌让她发怔。到粮店换票时,她问掌柜:“每人标准多少斤?”“十四。”掌柜看着面前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想不到她面前的老头曾经参加过辽沈、平津。征战时的枪炮声早停了,新的难题却是怎样凑齐那几斤副食票。
翻看丁盛的从军履历,会很容易产生落差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随部队转战冀东。抗日战争里,他埋头幕后事务,最多做到团政委,沉得住气,也让人记不住名字。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冀察热辽三旅扩编为东北野战军八纵,他担任135师师长,才迎来亮相的舞台。
1947年秋季攻势,135师雪夜穿插,断敌后路;1949年衡宝战役,他带一个师堵住白崇禧“钢七军”四个师的退路,歼敌五千。林彪破例直接用电台喊话:“丁盛,越级听令!”此后短短几年,他从师长到副军长,再到兵团副司令,如同坐上直升机。
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被调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人开玩笑:“会打仗的人去管棉田,舍你其谁?”戈壁滩上,先修渠后开荒,他跟战士一样挽裤腿下水量地,只不过胳膊上没枪,多了一把铁锹。1968年,又被火速拉去广州军区任副司令,不到一年升为司令员,后来接掌南京军区,前后八年,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1977年卸任,组织上考虑到医疗条件,把他暂时安排在南京。可那时关于老干部生活待遇的细则还在完善,最终审批到手只是一张写着“每月生活费150元”的通知。有人不解:“当过两个大军区司令,还得自己掏钱买粮票?”可制度就是制度,谁也没特权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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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钱成为夫妻俩的新功课。丁盛喜欢写字,每次想买纸墨,先对着商店橱窗盘算半天;刘金枝做菜尽量不用肉票,拿油渣配咸菜。邻居小孩好奇:“丁爷爷,你以前打过仗吗?”他笑,没回答,把一枚自己攒的纪念章递给孩子玩。英雄和普通老人之间,仅隔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1985年,生活费涨到两百元。经济压力稍松,他们又搬回南京照顾小孙子。房子是老式砖木结构,夏天屋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有人劝他装空调,他摆手:“扇子还能用,坏了再说。”此后几年,他让几个子女去广东闯荡,自己却在南京和南昌两头跑,给孩子们寄生活费——角色倒转,他从“司令”变成了“后勤”。
1989年随女儿迁到深圳,城市节奏快得让他有点跟不上。住进家属区不久,老战友上门:“老丁,特区日子好,先奢侈一回,坐软卧吧!”他笑着摇头:“软卧一张多花十几块,不如买几本书。”话说得轻描淡写,却透出打过几十年仗练出的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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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后,日子渐宽裕,丁盛偶尔与老伴结伴出行。硬卧车厢里,他常被年轻战士认出来,“首长好!”随之而来是一连串敬礼。每当这时,他把水杯递过走廊,“解解渴。”不谈官阶,不提战功,只聊沿线哪站的馄饨最便宜,哪座车站的站台最干净。
1995年夏天,一位撰稿人来深圳采访。临行前,丁盛找到一个五个一角的空罐头盒,抓了一把硬币塞给对方:“公交车七毛,不用找零。”老伴调皮地补一句:“还不如广州,一块钱整。”他却笑眯眯:“多省三毛,也是钱。”这场景让采访者久久难忘,比任何“传奇”都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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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晚年的丁盛,从军旅生涯里带不走荣耀,只带走了耐心与节俭。“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句话,他年轻时常对参谋说;老了,他依旧对自己说。遗憾的是,2005年病逝前,南昌老房子依旧没装上空调。家人想补装,他摆手,“扇子还能转。”
从硝烟到票证,从电报到硬币,丁盛的人生跨度几乎覆盖了共和国最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或许只记得衡宝战役的纵深穿插,却忽略了一位老兵退下前线后的柴米油盐。那些排队买硬卧、抠着铜板坐公交的小片段,反而把他同普通人拴在一起——不仅是历史的战将,也是八十年代普普通通为三毛钱犯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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