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当过大军区司令的他，到南昌生活，为省钱不舍软卧买硬卧

“1982年3月11日，南昌站真闹腾，你看，硬卧也得排队。”戴着旧呢帽的丁盛对老伴低声嘀咕。话音刚落，他把手里的行李往肩上一掮，自己迈进人流，脚步却很慢——慢到让人很难把他和曾经手握百万雄兵的大军区司令联系在一起。

到南昌安顿的那一年，他的工资分配叫“生活费”，每月一百五十元。这数字单拎出来不算寒酸，普通工人在八十年代初大多只有五六十元，但票证的限制、租房的开销、子女学费一起涌来，丁盛很快发现“腰包”拮据。碰巧南昌那套分到的房子只有48平方米，水泥地面，夏天蒸笼，冬天冰窖，电风扇和火炉都得精打细算。

老伴刘金枝户口在南京，人熟地不熟的南昌让她发怔。到粮店换票时，她问掌柜：“每人标准多少斤？”“十四。”掌柜看着面前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想不到她面前的老头曾经参加过辽沈、平津。征战时的枪炮声早停了，新的难题却是怎样凑齐那几斤副食票。

翻看丁盛的从军履历，会很容易产生落差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随部队转战冀东。抗日战争里，他埋头幕后事务，最多做到团政委，沉得住气，也让人记不住名字。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冀察热辽三旅扩编为东北野战军八纵，他担任135师师长，才迎来亮相的舞台。

1947年秋季攻势，135师雪夜穿插，断敌后路；1949年衡宝战役，他带一个师堵住白崇禧“钢七军”四个师的退路，歼敌五千。林彪破例直接用电台喊话：“丁盛，越级听令！”此后短短几年，他从师长到副军长，再到兵团副司令，如同坐上直升机。

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被调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人开玩笑：“会打仗的人去管棉田，舍你其谁？”戈壁滩上，先修渠后开荒，他跟战士一样挽裤腿下水量地，只不过胳膊上没枪，多了一把铁锹。1968年，又被火速拉去广州军区任副司令，不到一年升为司令员，后来接掌南京军区，前后八年，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1977年卸任，组织上考虑到医疗条件，把他暂时安排在南京。可那时关于老干部生活待遇的细则还在完善，最终审批到手只是一张写着“每月生活费150元”的通知。有人不解：“当过两个大军区司令，还得自己掏钱买粮票？”可制度就是制度，谁也没特权可走。

省钱成为夫妻俩的新功课。丁盛喜欢写字，每次想买纸墨，先对着商店橱窗盘算半天；刘金枝做菜尽量不用肉票，拿油渣配咸菜。邻居小孩好奇：“丁爷爷，你以前打过仗吗？”他笑，没回答，把一枚自己攒的纪念章递给孩子玩。英雄和普通老人之间，仅隔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1985年，生活费涨到两百元。经济压力稍松，他们又搬回南京照顾小孙子。房子是老式砖木结构，夏天屋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有人劝他装空调，他摆手：“扇子还能用，坏了再说。”此后几年，他让几个子女去广东闯荡，自己却在南京和南昌两头跑，给孩子们寄生活费——角色倒转，他从“司令”变成了“后勤”。

1989年随女儿迁到深圳，城市节奏快得让他有点跟不上。住进家属区不久，老战友上门：“老丁，特区日子好，先奢侈一回，坐软卧吧！”他笑着摇头：“软卧一张多花十几块，不如买几本书。”话说得轻描淡写，却透出打过几十年仗练出的精打细算。

1990年以后，日子渐宽裕，丁盛偶尔与老伴结伴出行。硬卧车厢里，他常被年轻战士认出来，“首长好！”随之而来是一连串敬礼。每当这时，他把水杯递过走廊，“解解渴。”不谈官阶，不提战功，只聊沿线哪站的馄饨最便宜，哪座车站的站台最干净。

1995年夏天，一位撰稿人来深圳采访。临行前，丁盛找到一个五个一角的空罐头盒，抓了一把硬币塞给对方：“公交车七毛，不用找零。”老伴调皮地补一句：“还不如广州，一块钱整。”他却笑眯眯：“多省三毛，也是钱。”这场景让采访者久久难忘，比任何“传奇”都真实。

走进晚年的丁盛，从军旅生涯里带不走荣耀，只带走了耐心与节俭。“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句话，他年轻时常对参谋说；老了，他依旧对自己说。遗憾的是，2005年病逝前，南昌老房子依旧没装上空调。家人想补装，他摆手，“扇子还能转。”

从硝烟到票证，从电报到硬币，丁盛的人生跨度几乎覆盖了共和国最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或许只记得衡宝战役的纵深穿插，却忽略了一位老兵退下前线后的柴米油盐。那些排队买硬卧、抠着铜板坐公交的小片段，反而把他同普通人拴在一起——不仅是历史的战将，也是八十年代普普通通为三毛钱犯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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