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怎么盘剥中国资源？

有个简单的规律：谁要抢了皇位，最怕的不是内乱，而是没人承认。

说白了，皇位好不好坐，外头一纸“承认”很管用。外国政权给你一个头衔、一句认可，不光是面子问题，很多时候直接能换来买卖、换来盟友、换来政治资本。日本人长期看准了这点，每逢中国朝廷急需“外证”时，就会把自己的条件往上抬，能换到的好处绝不会放过。

拿明朝举例。足利义满给当时还在称王的日本递信，想通商。那时候日本本身也分南北两朝，义满是北朝一派。朱元璋那会儿认南朝是正统，把北朝当作叛乱一面，义满的信根本没人搭理。等到朱棣打了靖难之役上来，他想把朝廷的地位往外摆，搞出个“万国来朝”的样子。于是他开始和日本通商，顺手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换句话说，政治上的承认，换来了实在的贸易窗口。把这两件事放一块儿看就明白了：你承认我对方，我就把你当买卖伙伴，这事儿里权力和利益是捆在一起的。

再往前一点，武则天当周皇帝那阵儿也有意思。日本一直不服“倭”这个名字，想改国号，正好那边也有女天皇，跟武则天形成了个“女君对女君”的局面。日本使团就借这个时机提要求，想把国号改成“日本”。武则天出于多方面考虑，没有硬碰硬，官方上接受了“日本”这个名字。表面上看是个叫法的改动，背后其实是等于给对方一个象征上的平等牌。这牌一亮，双方的互动模式也就跟着变了。

唐太宗时期的那档子事更能说明礼节的锋利。唐朝要巩固新家业，想把周边国家的来往都摆成朝贡体制，好在内外树立正统威严。为此派了高表仁出使日本，带着国书去。但高表仁带去的要求有点刁钻：要日本天皇降座、向北接过国书。这一套在当时的礼制里意味着对方在等级上要低一头。日本那边根本接受不了，觉得这是把自己当成附庸。现场僵住了，高表仁气得连国书都没念就回国了。太宗不乐意，他不是只看那本国书，而是觉得高表仁没有把外交“化敌为友”办好，于是把他罢了官、罚了俸。官场上的处分，里头既有对礼节的重视，也带着一种无声的妥协：面对一个不能照着自己意思来排坐次的外方，皇权有时候也得让步。

再往前追溯到隋炀帝在位时，日本寄来的一封国书里头开头用了那句很讲平等意味的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被这话惹恼了，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一种无礼。于是下令说，碰到蛮夷书信里有失礼的，不必上呈朝廷。换句话说，他用行政权力把外交文字管理起来，不让这些“平等话术”影响朝堂。这一招反映了两点：一是隋朝极看重等级和礼制，二是外交用词本身就可以被当作挑衅或抗议的工具。

把这些片段拼在一起，能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套路：朝内有人争位，朝外就有人来按价码——要封号、要承认、要贸易。对方急着要“合法性”时，日本会把条件抬高；中国朝廷要显示天下归附时，日本便会把让步换成实利。很多时候，一封信、一句称呼、一次坐次安排，能把两国关系推向不同的方向。你别小看这些礼节，看似琐碎的规矩，往往是治国理政的大杠杆。

历史里这样的细节多得很。高表仁没有念国书、朝堂上有人被罚俸、册封一出贸易就跟着开张——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一圈一圈算计出来的结果。外交不是光靠武力的，你一言我一语之间，利益和面子互换、计谋和忍让并行。高表仁没读国书那一刻，朝堂上那些筹谋的人可能在几个朝代之前就算好了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