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义与家国：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工作家庭交融与职业成长

王思凝

香港大学

社会学系

博士候选人

恩义与家国：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工作家庭交融与职业成长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 | 王思凝

责任编辑 |杨可

本文基于关系性视角，探讨建国一代女学者何以体会到工作与家庭的交融并获得职业成长。在个人与国家“恩义关系”的基础上，女学者秉持以国家使命为己任的工作伦理，其工作价值成为家庭共识。“爱人同志”式的夫妻关系以同等社会人格为基础，形成恩义流动的家庭互动；“以身作则的母职”也勾连起女性的工作伦理与家庭责任，推动其投身学术。由此，她们将女性社会角色重塑为家国责任的承担者，并开拓了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双职工家庭精神形态。

一、引言：职业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如何两全？

自20世纪以来，在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的世界潮流之中，女性逐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追求职业发展。职业女性的出现也可谓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但随之而来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及其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却构成了持续的困境。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多挣扎于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之中，无论是民国时期新女性呼唤“出走的娜拉”，还是国民政府倡导“贤妻良母主义”，都未能令女性在独立与归属之间探索出一条融洽的道路（余华林, 2009; 杭苏红，2022）。即便在民族解放的背景下，女权运动从国族话语中获得力量，事业和家庭的冲突仍需女性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赵婧, 2018）。近年来，当代职业女性工作家务“双肩挑”的困境、在职场遭遇母职惩罚和职业晋升天花板等现象更是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性别不平等的种种社会结构性因素得到挖掘，对职业女性所处的事业和家庭的困境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本文承沿学界对于职业女性群体的关注，但选择聚焦于一个特殊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杰出的第一代女学者（以下简称“建国一代女学者”）。她们多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受大学教育，成为大学教员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她们不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拥有一份职业，而且为其工作赋予了事业乃至天职（vocation）的意义（韦伯, 2018），其中有许多人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与此同时，她们大多遵循社会规范结婚、生育，也遭遇了工作—家庭冲突。尽管她们生活在一个大力推动妇女解放、参与社会劳动的时代，但社会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反思寥寥可数，女性通常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双重负担”（严海蓉, 2010）。更不必说各种工作任务政治色彩浓厚，很少为女性兼顾家庭留下余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建国一代女学者不仅取得了事业成就，而且在道德情感与自我认同层面也没有体会到所谓的究竟“献身工作”还是“献身家庭”的撕裂感（Blair-Loy，2003），在访谈中还很乐意分享工作与家庭相互促进的事例。可以说，在精神与意义建构的层面，这些女学者的工作与家庭并非处于持续的相互区隔与竞争中，而是被容纳在一个相对整全的生活世界里，存在彼此交融乃至相互促进的空间。

为什么建国一代女学者会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感之外体会到交融感？进而言之，为什么这些杰出的女学者能够同时获得事业发展与家庭和谐？她们的经验挑战了以往学界关于工作—家庭冲突与性别不平等的研究范式，促使本文要寻找新的思路来理解其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以往关注工作—家庭关系的文献大多从制度性视角出发，揭示了“职业”和“家庭”作为两种相互独立的社会制度所确立的劳动与规范在女性个体身上形成的结构性冲突（Hochschild,2001;Blair-Loy,2003;Goldin,2021）。然而，这一视角难以解释建国一代女学者在时间冲突之外所感受到的工作与家庭的交融。因此，本文采用关系性视角重新审视她们的生活（Emirbayer,1997）。关系性视角强调关系对于社会存在生成的意义。本文将聚焦于两类关系——建国一代女学者（及其家人）与国家的关系、她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和亲子关系），并对其工作与家庭交融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建国一代女学者同国家的“恩义关系”是其为国奉献的工作伦理的基础，也使其工作的超越性价值成为家庭共识。与此同时，“爱人同志”式的夫妻关系中对女性同等社会人格的体认、夫妇恩义感情的流动以及亲子关系中“以身作则的母职”理念一方面推动她们投身事业，一方面也维系了家庭的和谐。

探究这个特殊的职业女性群体的经验有两重意义。首先，这类案例提供了对工作与家庭的交融关系进行理论化分析的思路。本文关于工作与家庭交融的理论分析可以用来比照其他女性的经验，理解其他女性身处事业和家庭之困的深层原因。同时，我们可以据此理论视角来观照更多人正在经历的工作与家庭交融的感受，以更丰富的层次来把握人们的生活经验。其次，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经验表明，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她们用实践重塑女性的社会角色，开拓了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家庭精神形态，成为更多职业女性探索工作和家庭交融发展的先行者。她们的伦理追求和精神动力还具有一般性的价值，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知识分子共通的精神气质。总而言之，建国一代女学者以其典型性为我们提供了一般化地理解职业女性的生活与追求的重要理论线索，她们的经验中蕴藏着借助性别经验打开社会学想象力的潜能。

二、竞争与整合：职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研究综述

学界研究普遍指出，对大多数职业女性而言，从劳动时间分配到道德情感认同，工作—家庭关系首先是彼此竞争、相互冲突的。自从“双职工”家庭出现，女性常处在职业工作和家务劳动双重轮班的压力之下（Hochschild & Machung,2003）。越来越多的职业男性也开始面临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合理分配时间的困扰（Damaske et al.,2014）。因此，作为劳动形态的职业与家庭的冲突首先意味着一场难以规避的时间战争。人力资本理论阐述了工作与家庭时间冲突的直接后果：家庭的需求导致女性不得不减少职业上的投入，甚至错过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使得职业中的性别收入差距持续存在（Becker,1985）。许多研究验证了职业女性的家庭投入令其职业晋升变慢这一事实，不少女性只能转向兼职或退出职业工作（Cha,2010;Jacobs & Winslow,2004;Sasser,2005）。旨在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家庭友好政策”虽能够保障女性的工作灵活度，却也参与维系了两性在收入与职业发展上的差距（Padavic et al.,2020）。对于“时间战争”，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研究直指其根本症结为“待命”的冲突（Goldin，2021）。职业女性与其配偶通常都从事着要求高度投入的“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然而，肩负照料家庭责任的人也要为家庭事务而待命，因此须选择灵活性更高但回报更低的工作。当精英夫妻试图为家庭的发展寻求最优策略时，两人不得不投向待命的不同领域，既定的社会性别文化导致退出事业轨道的人往往是女性。因此，时间平衡的难点不在于如何在天平两端增减砝码，而在于如何满足家庭生活和职业工作这两种社会制度关于“待命”的根本诉求。

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全方位渗透加剧了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的困境（Hochschild,2001）。在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职业与家庭的社会制度逐渐趋于相似进而形成竞争。布莱尔-洛伊（Mary Blair-Loy）进一步揭示出，两类指引道德价值和自我认同的“献身图式”的竞争是工作—家庭冲突的根源（Blair-Loy，2003）。“献身工作图式”要求员工对企业忠诚和专一，给予全身心投入的员工以物质与情感回报，常常赋予员工宗教信仰般的超越感。“献身家庭图式”则将女性的天职定义为做好妻子与好母亲，母亲从全情照料孩子的过程中收获情感回馈与意义感。因此，职业女性不只是需要恰当分配时间精力以应对外在要求，她们所面临的更深的矛盾在于道德价值和认同的撕裂。因此，当职业和家庭制度都孕育出超越理性的排他式的伦理规范时，二者就陷入了高度竞争的关系。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女性如何整合工作与家庭生活。不少研究考察了女学者在职业生涯的变化及家庭生活的发展过程中工作和家庭交互影响的经验现象。比如生育孩子使女学者在全新视角下认识工作，提高职业生活的效率；又比如在生涯中期普遍获得长聘职位之后，女学者们更加享受工作（Ward & Wolf-Wendel，2012）。亦有研究延续“学术母职”（academic motherhood）的讨论，挖掘女学者积极整合智力工作和育儿、更新母职和学术工作规范、实现自我认同统一的经验（Pillay,2009;Amsler & Motta,2019;Huopalainen & Satama,2019;林昱瑄,2019）。另有国内研究强调职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相互重叠、影响乃至互为资源（涂炯等，2025）。国内近年还兴起了通过“生产—再生产”框架的构建将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分析再度带回私人生活的研究思路（吴小英，2024）。研究者开始注重采用“生产—生活”的视角，反思原框架“以生产为中心”的特点，以揭示历史经验中生产与生活更多元的关联方式及其变迁（宋少鹏，2024；董一格，2024；肖索未，2024）；或是不再将生产与再生产作为对立的二元，而是作为关系的复合体来进行研究（苏熠慧，2024；李洁，2024）。

可以发现，大体上关于工作与家庭冲突/整合的研究脉络都是在制度性视角下进行的，生产—再生产的框架也部分符合这一视角。制度性视角倾向于将职业和家庭视为两种社会制度，把制度衍生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图式作为解释工具，对女性主体整合经验的挖掘也是在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而且特别聚焦于分析两个领域的劳动内容。制度性视角的解释力毋庸置疑，但它也是不充分的，较少涉及家庭关系以及人们的意义与精神世界。因此，本文认为应该采用关系性视角（relational perspective）来重新审视家庭和职业生活，从而转向工作与家庭交融的讨论。

埃米尔拜尔（Mustafa Emirbayer）区分了社会科学当中的实体论与关系论（Emirbayer,1997）。实体论将社会行动与社会事实作为静置的实体来对待，关系仅仅是处于各个实体（个体、变量、结构）之间的次要产物。制度性视角将社会制度及其规范作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存在，是实体论的表现之一。而关系论则从动态的、持续的、过程的角度理解社会实在，以交互过程（transaction）作为首要的分析单位，探寻由交互所动态形塑的关系乃至实体。从制度性视角到关系性视角的理论转向，在本文中体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从关注“结构与主体性”转向考察“交互与生成”。“结构”蕴含着社会规范，“主体性”则指行动者能够在给定的结构与规范中能动地改变与重塑规范。这一对范畴虽然看似纳入了动态视角，却预设了结构的先在性和规范的主导性。将交互作为社会过程的本质，则意味着关注由交互所创造的意义与关联。在本文中，建国一代女学者在职业工作中所寻求的价值感和认同与其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和责任并不只是社会规范的结果，也是由具体关系情境而生成的伦理，正是这些伦理与意义构筑了她们的生活世界。

其次，从方法论个体主义转向关系主义。实体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包括将人视为自主理性决策的个体或是遵循社会规范的个体两种方式（Emirbayer，1997）。制度主义的研究仅仅从女性个体的角度考察其对规范的感知与相应的策略行动，这正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然而，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多重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社会行动往往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意义。对建国一代女学者而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夫妻、亲子的家庭关系都是她们体认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工作与家庭意义的沟通和交融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关系中生成的。

因此，在关系性视角下，本文的理论框架包含两个部分：建国一代女学者（及其家人）与国家的关系、女学者与家人（伴侣和孩子）的家庭关系。首先，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构成了建国一代女学者体会学术工作意义的重要基础，也形塑了其家庭伦理的底色。在此基础上，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夫妻关系形态及其长期互动构筑了家庭生活的核心之一。夫妇如何共同理解和经营家庭、如何探索对孩子的养育，是工作与家庭发生意义沟通的互动根基，亲子关系也是女学者认知和履行其家庭责任的重要环节。本文将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建国一代女学者如何感知工作与家庭的交融。

实际上，与本文视角不谋而合的是，关于中国20世纪妇女史的讨论已经有意识地关注到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家庭关系。近年来聚焦于20世纪40—70年代妇女的研究突破了早期学者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未完成的革命”的叙事（Wolf,1985;贺萧,2017），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再度揭示了在集体主义时期公私相嵌的社会结构中（Glosser,2003;宋少鹏,2012），劳动妇女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参与、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其在婚姻关系上的自主权、在家庭内部的当家权紧密相连（董丽敏,2016;贺桂梅,2020；李放春、邱淑怡,2022;程帅,2022）。对于由国家推动的劳动妇女的解放，家庭关系构成我们理解妇女主体经验的关键入口。然而，该视角下鲜少对于城市知识女性的讨论。因此，本文将继承上述研究对于国家在场和家庭关系的关注，通过对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研究来弥补当前学界经验讨论的空白。

三、研究背景、方法与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必须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方晓东等，2002：25），国家对各级学校进行接管与改造。1952—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一些专业在高年级再分几个“专门化”组，系转变为教学行政单位（方晓东等，2002：79-80），教学研究指导组被确立为高校教师的基本组织单位。高校全面仿效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力图适应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开展大规模工业化经济建设的需要。

建国一代女学者正是从国家改造后的高等学校毕业进而担任高校教师的一个群体。与前一代学者被视作由资产阶级文化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不同，建国一代学者的职业生涯开启于20世纪50、60年代热火朝天的“建国”风气中，属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又红又专”的方针下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其后的知青一代学者则因“文化大革命”遭遇了教育生涯的断裂，改革开放以后才接受高等教育或考取研究生。因此，建国一代学者与其他世代有较为明确的分界点，“建国一代”构成了一个享有共同的生命历程与社会意识的“代”单位（generation-unit）（Mannheim,1972）。

20世纪50、60年代，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和政策有所变化，但学者作为高校教员的身份却十分稳定。自从50年代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大学便成为全面“单位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戚务念,2016）。高校教师任用权从学校收归教育行政部门，国家“统包统配、终身任用”，且明文规定教师“除非经高等教育部同意，一般不作调动”（周光礼、彭静雯,2007）。由此，新中国的学者不再是民国时期所谓的“自由职业群体”（尹倩,2007;徐小群,2007）。尽管学者还保留着“专业”的特征，却不再能自我组织和雇聘，而是供职于高校等单位组织的国家工作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四级学术职称也具有国家认可和任命的性质（徐苏兰、段鑫星,2020）。

建国一代学者本应在任助教几年后提升为讲师，然而自“文革”开始，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全部中止，高校所有教师一律为“教员”，全国的教育事业也遭遇停顿（徐苏兰、段鑫星，2020）。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高考制度、高等学校办学科研自主权及高校教师的职务名称制度才逐步恢复。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学术职业开始再度踏上“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道路（应星，2018）。因此，建国一代学者的职业生涯跨越了集体主义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他们既具有建国初期经验所塑造的底层意识（Mannheim，1972），也体现了超越特定历史社会结构的个体连续生命经验（Abbott,2005）。

在建国之初，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已十分难得，但也恰恰是在建国一代之中，高校教师中的女性比例实现了可观增长。1990年的数据表明，56~60岁、51~55岁、46~50岁的高校女性专任教师比例分别为11.4%、24.7%、3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199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49—1981）》显示，高校女教师占调查教师数的百分比从1951年的10.98%逐步提升到1981年的25.79%（《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1984）。这一方面透露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学者作为少数群体的不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为纳入女性教员所做的努力。

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建国一代女学者，笔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生命史访谈（life history interview）和传记研究（biographical study）。自2022年3月至2023年5月，笔者以北京大学兰园书院的“北大女教授访谈项目”为契机访谈了数位女学者，后续又通过“滚雪球”方法扩展访谈对象并搜寻相关出版物，最终共收集到20位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生命史材料。这20位女学者均工作于国家知名大学与科研机构，其中13位来自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4位来自清华大学，其余3位曾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工作。笔者有意识地选择了“理论抽样”，聚焦于学术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杰出女学者。这与女学者们向笔者介绍其他访谈对象的思路一致，她们都会称自己介绍的老师“很有代表性”。显然，她们所说的代表性并非指向平均和普遍，而是指她们杰出的学术成就令其称得上这一代女学者的典型代表。笔者在多个访谈中发现，这些女学者尽管也遭遇了工作和家庭的精力分配的矛盾，却依然强调工作和家庭的交融，其事业发展与家庭和谐并非截然对立。因此，这些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经验恰恰可以作为典型案例，为我们通过比较来理解更多女性职业成长的机遇、困境及其工作—家庭关系提供理论思路。

笔者共对七位女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在了解她们基本人生经历的基础上，以悬置的态度探寻其生活的意义世界（杨善华、孙飞宇,2015）。访谈采取了半结构的形式，访谈提纲包含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生涯、婚姻和家庭以及性别角色认同五个部分。每位学者的访谈总时长在2小时至7小时不等。另外13位学者的生命史资料来自广义上的传记材料，包括学者的自传、回忆录以及已出版发布的访谈录等。受访者信息均已经过匿名化处理。

四、恩义与使命：为国奉献工作价值的家庭共识

在建国一代城市双职工家庭中，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构成人们理解工作与家庭的关键基础。本文首先从女学者们的职业生涯入手，探索个人—国家关系、自我认同与家庭共识的塑造。

建国一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统一服从国家分配，学者也不例外，他们多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由系总支留用为本校师资，只有少数理工科学生在修读研究生后再被分配为大学老师。在北大这类重点大学中，系总支在留用本校师资方面实际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由于研究生还要面临二次分配，系总支往往优先在本科毕业生中留用师资（INQY230318）。系里分配工作主要考虑家庭出身和学业表现，在国家干部培养“又红又专”的基本方针之下，惟有干部和工农家庭出身且学业表现优异的学生容易被分配至党政机关工作（安舟,2017），而学业成绩优异而家庭政治资本不足的学生常常是院系选定的留校工作的人选。因此，系总支留用师资以业务能力优先的取向使得爱好求学求知且成绩优异的一批人成了高校教员，北大中文系的钱音便是一例。

1955年，17岁的钱音从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并一直保持着每门课5分的好成绩。但其实在她11岁时，由于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混乱，物价飞涨，父亲微薄的工资交不起学费，导致她曾辍学在家半年。她在那段时间煎熬不已，幸而1950年四川解放，她才得以靠人民助学金继续求学。在生育了五个女孩的家庭里，钱音总是想向家人证明女孩不比男孩差：“父母亲总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又是大姐，我心想女孩不比男孩差！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学习。女孩要自强，她一定要有知识”（INQY220321）。中学期间她始终名列前茅，并且顺利考入北大。留在系里任教的工作完全契合了她一直以来爱好求知的性情与追求。

但是，具体专业方向的确定却并非如此顺其自然。当时中文系学生要在大学三年级选择文学或语言作为自己的“专门化”方向，钱音的党小组组长特地找她谈话，表明国家需要学语言学的人，她年纪最小，学语言学最为合适。她原本对文学兴趣更浓，却被这位党小组组长的话打动，最终选择了语言专业。这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将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理所应当。

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一分钱学费都没交，完全是国家培养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在解放初期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因为我们有个旧中国的对比，所以觉得这话就像是从我们心里流出来的。像我们这代，我觉得我是国家培养的，那么国家的需要应该是我的志愿。所以很自然，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走上服从分配的道路。（INQY220321）

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乱世入治世。很多人的回忆与口述中都会谈到建国以前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的动荡与艰辛，还有人提及令人感受到民族屈辱的具体事件。对这代女学者而言，新中国所提供的安定与保障，以及民族自信的建立，构成了她们所感知的“国家”的具体形象。

而且，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大幅提升了工农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国家不仅将私立中学改为公立，还在工厂和农村兴办大量公立中小学校，而且在中等以上学校里设置人民助学金和实行减免费的制度（方晓东等,2002：47），不少学生都获得了人民助学金的资助。北大办公室1959年9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每月领助学金的学生6869人，占全体学生的71%”（王学珍等,2008：655）。钱音、赵晔、郑敏等人自中学阶段就开始在人民助学金的支持下不断求学。因此，“我是国家培养的”“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等类似的表述在许多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回忆录中屡见不鲜。建国一代大部分学生在此意义上接受了国家实在的恩惠，因此他们常用“恩义”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和自己的关系。

建国一代女学者对国家恩情的体察并不局限在经济资助的意义上。尤嘉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其父亲曾是保卫民族工业的高级工程师。她家经济条件并不拮据，因此她得到的国家资助远远少于钱音等人，但她仍然感怀国家培养之恩。

我们当年100个毕业生里头只有3个人是大学生，100个同龄人里头只有3个人是读过大学的，所以就是说还有97个人都没有读过大学，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国家培养的，花了那么多的钱，那肯定是要为国家做贡献。（INYJ230502）

尤嘉的叙述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中，‘上大学’是极珍贵不易的事情”（INYJ230502）。在建国初期各方面资源都极度稀缺的状况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有国家知识资源，这是特殊而宝贵的待遇。因此对于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因为身受国家培养之恩，所以服从国家各方面的分配更意味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种同国家的“恩义关系”是学者们后来在工作中持续献身的重要基础。

这种关乎道义的责任感是女学者们在初期工作中的精神支柱。钱音于1960年7月毕业，9月上讲台讲课。她回忆道：“当时学校跟我们这么说的：‘你们是党按照新的教育方案培养出来的第一届学生，五年制的第一届学生，你们要用你们的行动来证明党的方针是正确的！’”（INQY230318）钱音的工作一开始就被提到了政治的高度，这令她感到压力空前，因此她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1961年，钱音和同为中文系教师的男友结婚，他们达成共识，房间里可以什么都不要，但一定要有两张三屉桌用来各自备课。至于生孩子，他们是等到“文革”时才考虑的。

推迟生育、将心血倾注于工作，是许多建国一代学者夫妇的首要选择。陈溪的初育年龄是22岁，王晨是24岁，卫冉是26岁，赵晔、钱音、褚瑜、秦舒都是29岁，沈安和尤嘉是31岁，基本都高于1960年中国女性22.02岁的平均初育年龄（陈友华,1991）。建国一代女学者们刚工作时都并未着急把生育提上日程，而是专注于“业务进步”（INQS230404）。有些女学者较早生育，在休完全国统一的56天产假后便立刻回归工作。若是碰到特殊任务与育儿有冲突，她们也无一例外地以工作为先。卫冉的故事便说明了这点。

北大化学系的卫冉于1960年留校担任助教，一年后与同事结婚，接着生育了大女儿。1964年，在孩子只有一岁多的时候，卫冉接到任务，需前往上海与研究所合作研制Y化学物质的合成，其他两位同行教员的孩子也只有半岁和一岁多，她们都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然而，这一处境对她们而言却并未构成极大困扰。卫冉坦言，参加该项目并非只是出于服从组织决定的必要：“我们自己也很愿意，就觉得是执行一个光荣的任务，当时是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任务，跟西方两个国家赛跑”（INWR230308）。

卫冉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使命，她的家人也是如此理解并支持她。当时卫冉的丈夫也接到其他任务要离开北京，而孩子太小不适合放在托儿机构，于是夫妇二人将孩子送到老家，请卫冉的父母帮忙照看。一家人都认可卫冉身上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的利益面前，育儿这样的私人事务都应该尽可能地让位，整个家庭也应该尽可能地分担责任、给予支持。

可以看到，建国一代女学者们所承担的业务工作常常具有强的政治意义。建国一代女学者相对自然地接纳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她们相信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做好学术工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集体主义时期年轻知识分子群体的牢固信念（万笑男,2019）。尤其作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教员，对自身社会位置的体察也促使她们感受到自己所肩负的政治使命。在此意义上，她们是新中国所培育的工农阶级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体现。在建国一代女学者及其家人看来，她们从事的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或只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工作，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谋福祉的具有道义色彩的事业。这无疑为她们的工作赋予了超越性的价值，使为国奉献的工作伦理成为家庭成员的共识。

这一共识使得家庭内的私人事务总是让位于工作。赵晔对于自己生育期间丈夫不在身边的淡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在怀孕时，我老伴搞‘四清’去了。后来小孩生了以后，我老伴是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我们那时候的人，组织说你上哪儿，绝对不打折扣，说走就走”（INZY220318）。在集体主义时期，工作任务之“硬”消解了个人协商和选择的空间，这一方面造成了家庭生活被极度压缩，另一方面也为女学者在婚育后持续投入工作奠定了合法性。钱音和丈夫也曾因她被派往湖北搞“四清”运动而分居数月，但她强调两人非常理解对方。她还举其他的例子来说明：“那个时候，夫妇之间甚至有时候如果领导说要保密，他就不能跟我说，我们都理解……这种是组织的事，不是他个人的事”（INQY230318）。

“这种是组织的事，不是个人的事”，这句话隐含的观念意义重大。由于组织的需要甚于个人的利益，因此即便建国一代女学者要献身工作而难以照料家庭，也不是女性“选择”不顾家的问题。工作过于投入原本最容易在夫妻之间引起矛盾，但超越个体与家庭的组织与伦理力量的存在使夫妻之间得以收获理解。

为国奉献的使命感绵延在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生命历程中，“文革”的波折之后，女学者们更加感受到危机与动力——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这既是为自己被耽误的十年，也是为国家而奋斗。钱音描绘了“文革”刚结束时她与丈夫抢时间做研究的状态。

每天晚上（我丈夫）他就去教研室，我在家里，有孩子，让孩子做功课，孩子就用我们的三屉桌，另外一张就搁碗筷了，我呢，用两个方凳搭起来，在那儿看书。然后等孩子睡觉了，我搬到那上面去，（我丈夫）从学校回来以后，他又在那凳子上，后来有时候他又坐在三屉桌前，反正我们两个轮着来，就这样做研究。（INQY220321）

钱音和丈夫就这样在物质条件的局限下做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此外，建国一代女学者们在改革开放以后都抓住机会到国外访问学习，甚至是攻读学位，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沈安、王晨、韩昕都曾到国外访学，当时她们的孩子仍在上中小学的阶段，但这也并没有阻碍她们到国外进修。而且，卫冉等学者在国外交流和深造后，还是回到了国内。论及回国的动机，当丈夫说这是因为教研室希望他接替主任而且家人都在国内以后，卫冉特别补充道：

也不光是家庭的原因，就觉得我们要回国，为国家服务，没有想到要去为外国人去做事情……我上大学55年、56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要“向科学进军”，然后到57年的我已经三年级了，基本上我的基础课大多学完了，给我打下很好的基础，那么当时要很用功，要好好地读书，将来要为国家服务。改革开放以后，我看到了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我就觉得我们国家太落后了，我们更需要努力来改变我们国家的这种状况。因为看到人家仪器设备那么先进，看到人家参加学术报告的学术水平，就觉得我们落后很多。（INWR230311）

从卫冉的视角来看，通过发展科学来服务国家是她从念书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从事学术工作始终坚定的信念。诚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生涯的发展以及个人生命历程的演进，建国一代女学者献身学术工作有了更多层次的动力，比如愈加将学术本身作为志趣。不过，为国奉献的伦理也深刻地延续下来，对国家的使命感始终是建国一代女学者追求业务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也是她们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原则基础之一。

在建国一代女学者及其家人同国家的恩义关系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家庭和国家的关系都实现了重构。建国一代的“小家庭”理想旨在消除私人和政治之间的界限，让家庭和工作在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的目标之下交汇与交融（Glosser,2003）。这使得小家庭内关于家庭生活的价值次序有着明确的共识：投入工作为国家做贡献无疑是家庭生活中价值最高且最为优先的事务，其次才是家庭作为一个照料单位的功能。更何况单位制的社会构造已经使得家庭内部的多半照料劳动实现了社会化——学者们工作初期几乎都选择吃食堂，学校提供的托儿服务也最低限度地保证了育儿照料。与男性学者相比，女性学者的社会角色与工作价值得到了同等的承认，女性也开始承担起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和责任，并以此来认识和定位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国关系的重塑实践营造了她们无所愧疚地献身工作的家庭环境。

五、感情与责任：“爱人同志”式的夫妻关系与以身作则的母职

关于20世纪40—70年代劳动妇女的既有研究往往呈现的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生产劳动-重构自我认同-再回到家庭改造和影响原有家庭关系”的历程（董丽敏,2016;贺桂梅,2020；刘传霞、石成城,2018;李放春、邱淑怡,2022;程帅,2022）。这些研究中的劳动妇女在参加社会生产前多已成家，或生活在其原生家庭之中。而城市知识女性则先通过上大学走出原生家庭，形成了“国家人”的认同并参加职业工作，其后才有小家庭，这预示了城市职工家庭的独有构造。本节将聚焦于女学者的家庭关系的分析，从家庭互动的层面揭示工作和家庭的交融何以可能。

（一）“爱人同志”式的夫妻关系

在集体主义时期，可以直观地将女学者的家庭理解为一种“革命共同体”。共同的理想与工作追求将夫妻凝聚在一起。许多夫妇的相处模式都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爱情理想是如何从“浪漫爱”化为“革命之爱”的。褚瑜在一次访谈中分享道：“什么叫感情？我们对感情的理解是对一些工程事业的追求，在这个追求里头都取得了成功，大家就觉得非常高兴，自然而然地就觉得这份感情就深入一步了。我认为，感情是要通过相互间的不断交流来深化的，而交流并不仅限于年轻人谈恋爱的这种交流方式，我们的交流是在工作中进行的。比如，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我得到了一个什么结果，他为我高兴；或者我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来帮我想想办法，互相支持一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自然而然地互相就更了解了，感情更深化了”（PICY980702）。

对褚瑜及其丈夫而言，工作并非感情的牵绊，反而构成了感情的基础。如同褚瑜夫妇一样，“学术伉俪”是许多建国一代女学者婚姻的基本结构。在16位已知婚姻状况的女学者之中，有12位的丈夫同为学者，其余4位的丈夫为国家机关干部。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普遍确立以后，城市职工作为“单位人”，其日常生活几乎都在单位中（路风,1989）。因此，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后与同单位甚至是同一系科、教研室的同事在相知相恋后结为夫妻的。夫妇从事相同学科乃至相近方向的学术工作十分普遍。夫妇既是“爱人”，也是“同志”。这加深了夫妇投入共同事业的感受，也即小家庭作为“革命共同体”的家庭共识。

不过，在革命话语逐渐消退的背景下，绵延的家庭生活中更加独立的动力机制显现出来。实际上，“爱人同志”这种夫妇结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女学者与伴侣之间更容易形成相同而平等的社会人格的意识，这是“爱人同志”的关系基础，也是她们的经验尤其具有启发意义的关键。

社会人格（social personhood）与社会身份（social status）有所不同，后者侧重于由社会构建的客观角色，而前者却往往是在身份和角色基础上形成的更具道德意涵的概念。受家庭和女子中学教育的影响，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本就是许多建国一代女学者自少年期就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陈溪的母亲曾屡屡教导她：“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追求、独立的事业，尤其是女人，必须独立，才能有尊严”（BICX2021）。她们在一段“学术伉俪”的关系里，也时常强调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卫冉曾在法国访问期间明确拒绝在称呼中被冠以丈夫的姓氏。钱音也曾表示最反感作为“夫人”陪同丈夫出席学术场合：“我说我有我的事情，我干嘛要以这种身份去，该我去的我去，我不会作为这种附属去参加”（INQY230318）。费孝通（1998：206）指出：“帕克更明白地说明在人类中可以有两种人和人的关系：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也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关系他称作Symbiosis（共生），后者关系他称作Consensus（契洽）”。对建国一代女学者而言，自己和丈夫具有同等的社会人格，这是她们感知夫妻平等关系的重要依据。

她们的丈夫对妻子作为“职业女性”的身份和人格也建立了认同。一位女学者的丈夫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国返校后，我们第一考虑的是工作，‘约法三章’，到事业端倪再讲其他，我们的终身大事推迟了三年，直到她从国外教学回京过暑假这个空当才办的，从此她成了我们这小小家庭的‘擎天柱’！与此同时，她还要长期保持校内‘基础教学主讲’的荣誉。这样一位职业女性，我若不懂得她的不易，那就绝不是一个好伴侣”（PIZY2021）。可以看出，一些双职工家庭中的男性已经开始认同妻子职业工作的价值。这种认同奠基于建国初期“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角色意识。虽然女性仍然承担了主要的家务责任并将之视作“自然”与“正常”，这被学者们评价为“未完成的解放”（贺萧,2017）；但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一些知识分子家庭中建立起了妻子与丈夫拥有同等的社会人格的意识与观念，改变了夫妻间的互动模式。

与此同时，1949年以后女性职工的社会身份与独立人格具有更强的制度保障。这首先体现在男女两性实现了真正的“同工同酬”。建国初期国家对各级干部和各级教师的工资有十分细致的规定。当女学者和丈夫同为刚参加工作的助教时，两人的月工资都只有56块，约三年后涨到62块。由于“文革”期间取消职称评定，不少夫妇都依靠着这微薄的工资过了数年。而且高校单位制的终身雇佣使得建国一代女学者的职业身份具有跨越时代的稳定性，女性无需再由于生育或为了革命大局而退回到家庭生活之中（杭苏红,2022;董丽敏,2016）。这些制度保障加深了夫妻在同为“职业人”的意义上具有同等社会人格的意识。

这种同等社会人格的关系结构对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互动具有突出的意义。卫冉与丈夫均为北大化学系的老师，但专攻方向不同。“文革”期间，事业的停滞与生活上的困难接踵而至。1967年，卫冉的丈夫将母亲和瘫痪的父亲接来学校一同生活，便于照料。卫冉夫妇原本的宿舍面积只有12平方米，再加上二女儿的出生，住宿空间的不足更加凸显。他们向房管所提出换房的申请，可卫冉的公婆因没有北京户口不能计入分配指标，所以他们仅申请到一间位于职工宿舍区的18平方米的平房。卫冉感叹这简直是她一辈子住过的最差的房子——屋内没有厕所和厨房，13家共用一个露天的水龙头，卫冉的公婆和大女儿住一起，夫妇俩和二女儿住一起，中间用一道帘子隔开，生活空间逼仄到想要包顿饺子都得把床褥掀开一个角，用床板当桌子。直到六年后，他们才因一次机缘换到了空间相对宽裕的公寓里。

在访谈中，卫冉在回忆完这段艰苦时期后，又自然而然地谈道：“但是我想一个人还是有伸缩性的吧，现在觉得好像回不到过去，但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怎么样，那些困难也就慢慢过去了。当时我生第二个孩子，不是男孩，奶奶非常失望。（丈夫）他每天从男教员集中住宿的地方回来帮我做个菜，有时候到黄庄的菜场，早上5点多钟去排队买一只鸡，还很困难，买不到，他们早上要集中出操，所以他请假回来帮我，经常中午不睡觉了，回来洗尿布、做饭做菜，他妈妈不大会做，所以他承担了很多的家务”（INWR230311）。此时，卫冉的丈夫所提供的不仅是照料上的支持，更是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我们能够觉察到卫冉的描述中蕴含着她对丈夫的感激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带入这段叙述的时机：生育二女儿本是搬家之前的事，所以她是在感叹自己如何度过后来的困难时提到了更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或许恰恰构成了她在随后事业低谷和生活困难的时期愿意接纳和照顾公婆数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紧接着，卫冉强调了她与丈夫日常在家务和工作上的互相帮助与支持，特别是告别20世纪70年代困难时期、工作回归正轨以后的情形：“平时很多时候我们互相支持，因为有的时候他需要星期六做实验，我就在家做家务。有的时候我去实验室，他就在家里照顾一下家，我们这方面互相支持，我觉得他这一点还是……有的男的觉得你就应该管家，业务上一般就过去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际来往变多了，他有时候要接待外宾，我给他当秘书，我帮他安排……有时候我要接待外宾，接待外宾期间就很紧张，你一天就不能着家，这个时候他就多管一下家里的事情，我们互相帮助”（INWR230311）。

卫冉的丈夫也没有将妻子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更加积极地支持妻子的事业，除了日常生活里卫冉需要工作时他来照顾家庭，他还努力帮卫冉联系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来担任她留法访学的导师。而这次留法经历也成为卫冉后来学术发展上的重要环节。因此，卫冉总是有意识地对比自己和一些更年轻的女同事与女学生：“我觉得我后来能做一些事情，老伴儿也给我很大的支持。要是有的大男子主义，因为我知道有几个朋友离婚了，就是说（对方）不让这个女的发展，他要自己发展，你得以他为主。我的先生他经常在我忙的时候支持我。所以我觉得对于女同志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说你找这个伴儿他不支持你，让你在家搞搞家务，那就糟糕了”（INWR230311）。

卫冉学术事业的发展获得了丈夫的很多支持，夫妇两人的相处模式也揭示了家庭生活中一种关键的良性机制——恩义的流动。每一次对方为自己做出一点让步，付出一份辛劳，自己获得一份理解和包容，夫妻关系里就增添了一份恩情，而自己也当以某种道义感来回报这份恩情。随后，这份回报也能够被对方视为同样的恩情，从而以更深重的道义来回报之。这种关系非常接近潘绥铭（2006）所概括的中国夫妻的恩爱模式——以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来维系感情，相互施恩报恩；但潘光旦将中国夫妻恩爱与西方浪漫情爱进行了类型学意义上的比较，并认为二者是相互冲突的。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婚姻中的确也存在夫妇相对疏离但彼此尊重各自职业发展的例子，可是在很多女学者的夫妻关系里，相同的志趣和追求本就是“爱人同志”的题中之义。褚瑜丈夫的叙述也体现了这一点：“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星期工资接不上，吃饭没有了着落，我们就翻箱倒柜看看可以用什么去换些钱来维持这个星期的生活……就在家庭生活这么困难的时候，我拿出工资的相当一部分来买书了，她还是很支持的。这种相互的理解并不需要时间的许可性，所以她不需要花许多时间去培育它，就表示了对我的支持。关键是爱情，是爱情在其中起作用”（PICY980702）。

建国一代夫妻感情的深化很多来自日常的相互支持，这些支持源于一个关键的基础——夫妻对彼此渴望之事物的高度理解的默契。霍克希尔德等关于一对婚姻逐渐走向破裂的夫妻的分析发现，夫妻二人都觉得自己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感恩”（gratitude），因为他们所付出的东西并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最终反而导致互生怨怼（Hochschild & Machung,2003）。在建国一代“爱人同志”式的婚姻中，正是由于夫妻间培育了相同社会人格的意识，从而能够深刻理解彼此渴望和需要之事——工作的投入、事业的发展和生活的照料。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如此圆满。在卫冉所提及的离婚朋友的家庭中，丈夫要求妻子以他的事业为重，显然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将妻子的社会人格视作是相同的，由此也导致了婚姻的破裂。但这个案例恰恰说明，夫妻二人只有在同等社会人格的基础上理解夫妻关系，才会产生彼此所真正需要的理解和包容，并转化为一种关于恩情的感受。在相互回报的过程里，夫妻感情得以不断深化，女性也能更坦然地投身工作，实现职业成长。

秦舒指出女学者职业发展给家庭带来了另一层挑战：“传统思想会认为女的出头之后会给男的造成很大的压力，人家认为男强女弱是正常，女强男弱就会给男的造成不必要的、不正确的压力。所以你得帮助你的伴侣来顶住压力，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INQS230404）。在很多家庭中“男强女弱”仍是主流，女学者对家庭的付出也往往多于丈夫。与丈夫从事相同科研事业的郑敏便在丈夫被评为院士后成了默默无名的幕后科学家。20世纪90年代时，钱音也为了夫妇两人的健康与系里的学科建设着想，主动放弃了和丈夫一样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机会。在职业发展中后期，不少女学者要比丈夫更晚获得相同级别的职称。赵晔解释道，她之所以比丈夫晚两年评为教授，是因为家里的事仍然是她管得多些；但是丈夫的晋升也激励了她抓紧时间争评教授，她的话语中蕴含了她在学术伉俪的关系里不甘落后的心绪。因此，尽管社会人格的一致性为构造新式夫妻关系提供了基础，但建国一代女学者仍然很难完全摆脱这种在独立人格、自我发展与夫妻一体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纠结体验。

（二）以身作则的母职

育儿是职业女性难以回避的一重挑战，亲子关系也是建国一代女学者体认家庭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孩子成长初期，由于国家任务的需要，女学者的育儿形式往往以托管为主。她们更倾向于依靠祖辈照料，这样便不必为育儿随时待命，还有一部分女学者则依赖单位的托管机构。托管育儿的普遍使女学者很少受到母职期待的困扰，而且她们在感情上也很能够“放得下”。建国一代的城市女性并未感受到育儿照料需要大量投注情感和时间的规范。

在孩子进入童年和少年期后，建国一代女学者基本会回归小家庭，但这恰好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她们“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重要时点。如上一节所述，虽然这时女学者们已经四五十岁，但特殊历史境遇与生涯阶段变化却令她们再度献身学术。然而，女学者此时所面临的却是更加显著的“双重负担”：改革开放后性别本质主义话语兴起，女性被期待更多地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严海蓉，2010）。这使得建国一代女学者们普遍感受到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总是要多于男性，不少女学者分享了自己一边做家务一边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在教养子女方面，她们也无暇投注更多精力，更不必说实践密集母职（Hays,1998)，于是她们便让孩子们自由成长。

女学者的叙述建构出了一种“以身作则的母职”（exemplary mothering）。在建国一代女学者看来，教育过程主要在于通过“身教”来引导子女，从而对子女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金毓的自述讲道：

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爱不仅是物质上的给予和时间上的陪伴。最重要的是对孩子的引导。身教或许胜过言传！记得女儿小学时在一篇《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情》的作文中这样写道：“记得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每天晚上只有等我和哥哥都上床睡觉后，步入中年的爸爸妈妈才能享用家中惟一的那张桌子，在昏昏黄黄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的确是这样，那时我们就想把丢失的时间都补回来，把可以用的时间都用上，学习新的东西充实自己，加快工作进程。如果要问孩子们从我们身上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时光不虚度，知识无止境，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去创造”。（BIJY230501）

建国一代女学者很少投入大量时间在孩子的功课上，也不会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的生活。就像她们自己是在“独立自强”的教导下长大一样，她们对孩子的期望也在于此。因此，当她们和丈夫一起以“抢回来”和“赶上去”的心态献身工作的时候，在自己和家人看来，她们至少潜在地履行了“引导孩子热爱学习”的责任。院士严璐将这种模式追溯到自己的母亲所实践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她对孩子的教育也延续了这一风格。她认为自己和丈夫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每天下班回来和两个孩子一起围着两张书桌学习：“我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四个人围坐在一块，各看各的书。有问题随时讨论，其乐融融，也收获了知识。虽然我没有逼过他们，但欣慰的是最后都成才了”（PIYL110421）。

当工作和家庭嵌入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二者的交融就发生在这些细微之处。不可否认，建国一代女学者往往容易过于投入工作而忽略孩子，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缺少有意识的关注。但“以身作则的母职”意味着这正是家庭关系而非某种特定的母职规范起作用的机制。蓝佩嘉（2019）指出劳工阶级的亲职需要在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中而非在中产阶级的规范中获得实际的生命力。关系性地理解母职，意味着母亲将孩子视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孩子能够将母亲作为模范与榜样，在母亲日积月累的身教过程中成长、探索和自我发掘。金毓的描述也透露出母亲在这种亲子关系中所收获的反馈：“孩子们的自立自强无疑是对我事业的支持，让我节省了很多花在教育关心孩子上的时间。我的儿子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么重要的时刻，我都出差在国外！我心存内疚，但更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支持！”（BIJY230501）因此，在亲子互动中，投入学术工作的母亲被树立为孩子的榜样，而亲子间相互的体谅也构成女学者献身工作的精神支柱之一。

综上所述，从关系性而非制度性的视角理解家庭生活，夫妻和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便尤为重要。费孝通（1998）曾指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男女有别”的界限使得中国人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如家族社群与结义组织。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婚姻却体现了一种以“爱人同志”式的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城市职工家庭模式：夫妻间存在基于共同事业追求和相同社会人格的契洽感情与恩义流动。但与此同时，她们的亲子关系纽带相对薄弱。在有限的亲子生活中，“以身作则的母职”在女学者的工作伦理和家庭责任间搭建了桥梁。总体而言，通过夫妻和亲子关系的互动，工作和家庭的意义能够形成持续的互补与交融。这为女学者在历史情境几经转折的日常生活里投身学术、收获职业成长，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条件。

六、结语与讨论

本文关注取得杰出职业成就的建国一代女学者。前文表明，她们的故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述——虽然她们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仍然常在工作和家庭间疲于应对，其事业发展相对于丈夫而言往往还是有所牺牲，工作投入多以对家庭生活的压缩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妇女解放的局限性。不过，正是因为学界对于上述问题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批判性论述，所以本文选择不再从这一角度重述她们的故事，而是关注前人未能充分讨论的问题——如何理解她们在面临工作与家庭冲突时，依然能在主观认识上体会到二者交融的状态？如何解释建国一代女学者一定程度地兼顾了事业发展和家庭和睦？

因此，本文进行了理论视角的转换，从制度性视角转到了关系性视角。职业和家庭作为社会制度所形成的规范与结构固然重要，却难以充分解释建国一代女学者投入职业工作的精神动力及其充满互动性和绵延性的家庭生活。关系性视角所注重的社会存在可以由关系中生成的角度构成恰当的补充。建国一代女学者的职业和家庭生活经验可以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家庭关系（夫妻、亲子关系）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由于建国一代女学者得以具体感知到国家所提供的种种恩惠，如从乱世入治世的安全保障、人民助学金等教育资助与稀缺知识资源的提供等，她们由此生发出回报国家的道义感，从而在个人和国家“恩义关系”的基础上涵育了为国奉献的工作伦理。她们的工作也因此获得超越性价值，并成为整个家庭的共识。其次，建国一代女学者实践了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形态，她们和伴侣既是“爱人”也是“同志”，特别是“学术伉俪”的关系奠定了夫妻同等的社会人格，从而使女学者及其伴侣能够在共同志趣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恩义感情的流动；女学者还在亲子关系中履行“以身作则的母职”，勾连家庭责任与工作伦理，从而在家庭中形成家人支持女学者事业发展的格局。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对建国一代女学者所处的制度环境进行系统讨论。毋庸置疑，这一代女性开启职业生涯的集体主义时期的社会制度同改革开放之后的状况有较大区别，她们所感知的工作与家庭的交融与这一时期的制度条件有密切的关联。而且她们的经验并不完美，其叙述流露出复杂的感受，记忆和回溯也或有过滤和美化过往的特点，这也是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局限。但本文力图推进的正是关注建国一代女学者具有历史语境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其意义和精神世界。本文表明，工作与家庭的交融时常体现为伦理的交汇，且通过具体关系来涵育和呈现。事实上家内的情感与伦理同职业追求的交融不仅构成了建国一代女学者在其意义世界中的主观体会，而且在客观上塑造了家庭相对支持女学者投身事业的情境，这正是这些女学者能够取得杰出职业成就的核心动力之一。

建国一代女学者的案例还具有两重开拓意义，一则关系到女性的社会角色与精神气质的改造，二则关乎女性主义特质的家庭精神形态的萌芽。其一，在个人和国家的“恩义关系”基础上，建国一代女学者们用实践重塑了不同以往的女性社会角色——家国责任的承担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后，她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道义感和使命感一直得以延续，这种精神气质既构成她们投身学术工作的重要动力，又是她们体认自身存在与价值的基础。当时一系列平等制度的创设和“妇女能顶半边天”意识形态的宣传意味着国家开始承认知识女性的公共性角色，使得广泛的女性群体都感受到自己肩负历史责任与使命（万笑男，2019），这打开了女性的精神天地。后来的女性能够在各行各业突破性别偏见和天花板并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也是用实践继续丰富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如果说传统家庭伦理构成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底层动力（付伟，2021），那么这些杰出女学者所体现的承担家国使命的精神气质，则是建国以来以来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离不开包括建国一代女学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对个人和国家的“恩义关系”的体认。正是恩义关系中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激励他们担当志业、协调日常生活的冲突，追求事业与生活的交融。

其二，建国一代女学者的实践开拓了新的家庭精神形态。家庭形态不只有人口结构意义上的，还有精神意义上的。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形态之所以突破了乡土社会的传统，主要是因为夫与妻相同社会人格的确立。这与女性是不是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无关。只要女性能够与伴侣走上同等的工作岗位，或只要伴侣承认她们的社会人格和人生价值与自己并无不同，夫妻有共同的志趣追求和相互理解，他们就往两性平等的家庭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历史的局限使建国一代女学者依然要承担更多的家内责任，这在更年轻世代的双职工家庭中可能还有所改善。比如，现在一些年轻的学术夫妇也在尝试实践更加平等的家庭关系，他们同样相互理解、支持、配合彼此，前提是丈夫高度认可妻子从事学术工作的价值与追求。在同情共感的基础上，夫妻在日常的家庭互动中对彼此恩情的体察与报答更令感情得以深化。当下女性在再生产领域面临多重困境，有哪些条件能够推进这种家庭形态的塑造、培育这种家庭精神伦理，十分值得探索。这种蕴含女性主义特质的家庭精神形态也对我们打开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