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末的夜,五圣山一带温度降到零下,高良伦靠着弹药箱,手指僵硬却仍在擦枪。几小时后,他所在的第12军93团将顶着上百门美军重炮的封锁冲向537.7高地。团里流传一句话:只要“老高”那支56式一响,前沿总能撑住。没人想到,这位夜色中显得瘦削的川北青年,此役竟会把自己写进志愿军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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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哑火十分钟,冲锋号划破寒气。高良伦第一个越出堑壕。狂风裹挟硝烟,能见度不足二十米,他却借着爆闪的光影不断修正瞄准点。子弹在岩石间反弹生火星,他的呼吸依旧匀称——三枪,三个扑倒的身影。他往前又挪两米,抬臂、复进、击发,重复到麻木。短短一个下午,身边换了三任副射手,记录牌上数字最终停在246。连长事后问他感觉如何,他低声回了一句:“还能再来一轮。”这段插曲后来被整理进战例汇编,命名为“单兵火力压制典型”。
战斗结束,高地插上红旗。高良伦脱下棉帽,右耳却淌出血,鼓膜被震破。军医给他贴了药棉,他扭头就去帮战友抬弹箱。有人劝他别逞强,他摇头:“耳朵坏了,眼睛还亮着呢。”当年年底,他被授予特等功和“二级战斗英雄”,绰号“枪神”由此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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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喧嚣退去,1953年秋,高良伦随转业大队抵达南京。他被分到国营第三纤维厂,车间里永远弥漫纱尘。干了一阵,他主动递申请书请求进最忙碌的一工段。理由很简单:流水线像战场,断不得火。师傅们服了他,一来就把机台交给这位脾气硬的退伍兵。
时间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市场风浪席卷国营体系,纤维厂亏损连年,最终宣布整体停产。那一天,高良伦正值夜班。听到通知,他摘下安全帽,眼神第一次有些迷茫。工龄抵扣后,他每月只剩一笔微薄生活费。家里有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妻子多病,钱成了最要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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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码头扛过水泥,去工地推过独轮车,冬天还替人砸过煤块。干完活常常连车票都舍不得买,步行十几里回到小砖楼。邻居劝他找组织开口,他总是摇头:“战友的骨灰罐还在远山哩,我这口气不值钱。”
1988年12月,最小的儿子因贫血晕倒在操场。医生开出长长的营养清单,他看着药价直发怵。当晚,他坐在旧书柜前,摸出那个木盒。里面躺着两枚军功章,一枚特等功,一枚战斗英雄。烛光映出斑驳划痕,他沉默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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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拂晓,南京珠江路口,冷风尖利。高良伦把军功章包在灰布里,走向路边摊。摊主抬眼瞟他,见他穿得寒酸,正欲摆手。布包打开,金属微光闪过,摊主愣住:“您这……”还没说完,高良伦淡淡一句:“拿得动就给钱。”那一刻,他的双肩微微颤抖,却挺得比站队时还直。
消息传得极快。几天后,他当年的团参谋长赶到南京,推门就把军功章放回桌上:“你要啥缺啥,跟组织讲,不许再干糊涂事!”高良伦嘴唇哆嗦,好半天才吐出一句:“娃得活,我撑不住了。”参谋长重重拍他肩膀:“老兵不能倒在日子面前。”随行工作人员留下临时补助,又协助办理了优抚手续。那年冬天,他的家总算添了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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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多年,他再没离开过南京。每逢上甘岭战友聚会,他从不缺席,却极少发言,只在战友纪念册里写一句:有子弟替我再握钢枪,足矣。2003年春天,老人因心脏衰竭住进医院。临终前,他要求护士把那枚特等功章放进枕边:“别丢,子孙得知道这是什么换来的。”
71岁的生命画下休止符,很静,很短。火化那天,天空微雨,送行者不多,但队列里每个人都戴着白手绢裁成的小五角星。有人低声说:“老高走了,可他那眼神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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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寒山村到铁血阵地,再到南京街头举步维艰的老工人,高良伦的一生没有华丽转折,只有倔强。战场上,他一枪一个;日子里,他一分一角。英雄两字,于他只是本能。真正让人唏嘘的,不是他曾卖掉勋章,而是当年那枚勋章差点成了他唯一的生计。历史会记住弹孔,也应记住弹孔后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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