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院士反对，王怡芳院士推进，CEPC项目已从蓝图迈向现实

当国家资源有限时，基础科学该优先满足人类好奇心还是解决现实问题？

一场跨越近十年、由物理学泰斗杨振宁院士与高能物理领军人物王贻芳院士主导的激烈争论，其内涵深刻而耐人寻味。

CEPC项目团队于2025年发布《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标志着这一雄心勃勃的千亿级大型粒子对撞机计划完成了全部核心技术设计工作，从蓝图正式迈入工程现实的门槛。

杨振宁先生生前以清晰的视野和拳拳报国之心发出的坚定反对之声，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消散，反而与CEPC项目持续推进构成了一幅复杂图景。

回顾源头，杨振宁院士在2016年发表于《知识分子》上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旗帜鲜明地列出了七大反对理由，其核心忧虑如同沉重的基石，时至今日仍然引起广泛的共鸣。

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欧美大型对撞机项目如美国的SSC和欧洲的LHC普遍遭遇了严重的预算失控，中国若启动CEPC，首期估算360亿人民币，后续升级SPPC总计约1000亿人民币，无异于踏入一个深不见底的“财政黑洞”。

对于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大国，如此规模的投入，必然剧烈挤占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半导体、生命健康等更贴近国家“燃眉之急”和民生经济领域的科研经费，影响整体科技布局的均衡。

更深层的忧虑在于科学价值的不确定性：他质疑七十年来高能物理如标准模型粒子的重大发现对改善人类生活的“实在好处”，认为CEPC追寻的新粒子更多是基于理论“猜想”，投入产出比堪忧。

更刺痛人心的是主导权的诘问——他直言项目建成后“90%将由非中国人主导”，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问题很尖锐，直指中国高能物理顶尖人才储备的短板，担忧巨额投入最终可能沦为“为他人做嫁衣”。

他更从学科发展高度断言“大型对撞机盛宴已过”（The party is over），认为这种依赖巨型装置的探索模式从三十年前就已“走在末路上”，21世纪的物理学突破应转向寻找新加速器原理或研究弦理论的美妙几何结构等更具性价比的方向。

他的反对立场异常坚决，从2016年文章发表导致CEPC在“十三五”评审中“一票之差”落马，到2019年97岁高龄在国科大声称“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来回应对200亿美元总投入的质疑，希望国家资源能更高效地服务于更紧迫的发展需求，这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对国家整体利益和科技发展效率的深沉关切与务实权衡。

与此相反的是，王贻芳院士及其领导的CEPC团队，面对泰斗的质疑与国家立项的挫折，展现了科学探索者罕见的执着与韧性。

面对反对声，他们没有放弃2012年提出的建造“希格斯粒子工厂”以深入研究上帝粒子、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等宇宙终极之谜的科学梦想。

相反，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用长达十年的潜心钻研和持续突破来回应质疑，将蓝图转化为扎实的技术基础。

团队先后于2018年完成《概念设计报告》明确科学目标，2023年攻克加速器关键技术并发布《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直至2025年交出《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这份标志性答卷。

这十年间，团队在探测器核心部件和国产化关键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水平的突破。

他们积极邀请瑞士、意大利、英国、日本、俄罗斯、瑞典等多国顶尖专家进行国际评议，力求设计方案的严谨性与先进性得到全球同行的认可。

这些努力，一方面为了证明中国在高能物理工程领域已具备强大的技术储备和组织能力，“中国人主导”并非空谈；

另一方面，通过将项目科学目标拓展到更广泛的前沿探索，并强调CEPC作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分阶段实施策略，试图降低风险、提高项目可行性和国家投入的决心。

王贻芳团队的坚持，源自于对基础科学探索崇高价值的信仰——希格斯粒子的发现仅为起点，理解宇宙95%的未知需要新的高能标探索平台；

源自于抓住历史机遇窗口、使中国一举成为未来数十年高能物理世界中心的雄心壮志，毕竟我们不推进，欧洲FCC也在计划推进。

也源自于对大科学工程巨大技术溢出效应的信心。

如今，CEPC项目站在了从技术设计迈向工程建设的临界点。

杨振宁院士留下的深刻警示——那关于千亿资金可能沦为“无底洞”、科学回报充满不确定性、成果主导权可能旁落、以及资源挤占其他关键领域的忧虑——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未因技术设计的完成而消失。

这些现实主义的拷问，是任何国家在启动此类巨型项目前都必须严肃对待的终极命题。

然而，王贻芳团队十年磨一剑所取得的实质性技术突破和那份完整的技术设计报告，无疑为项目的可行性增添了沉甸甸的砝码，将这场争论从纯粹的理念之争，部分拉回到了基于具体技术方案和风险应对措施的务实讨论层面。

这场持续近十年的科学与战略层面的碰撞，其意义已远超CEPC项目本身。

它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星辰大海追求与现实主义家国情怀深切关怀的深刻对话。

杨振宁的反对，不能简单理解为阻碍进步的保守，而是一剂价值连城的清醒剂，它迫使项目必须以更高标准、更严谨态度和更周全准备来回应国家与人民的期待，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科技投入的珍贵性与效率优先原则。

王贻芳的坚持，彰显了科学探索的执着勇气和为国争取基础科学前沿领导地位的雄心，其团队在逆境中展现的技术攻坚能力令人钦佩。两者共同作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科学界与公众对重大科技决策复杂性的认知：它不仅关乎科学前沿的浪漫冒险，更涉及巨额财政的风险管控、国家资源的战略分配、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以及长远利益与短期需求的艰难平衡。

最终，CEPC是否能在“十五五”期间获得国家立项并破土动工，将是一场对国家决策智慧的严峻考验。

它需要在充分评估技术设计完备性和工程风险的前提下，直面杨振宁提出的核心担忧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缓解或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由两位顶尖科学家主导的深刻争论，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科学界在理想与现实、雄心与审慎之间寻求平衡的思考方式，成为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中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振宁和王贻芳都是赢家——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科学理性与雄心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