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去世16年后，儿子接受采访时揭秘：其实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2002年深秋，北京的风已带寒意，木樨地一栋老楼内灯光昏黄。陈明亮推开门，对前来造访的记者说了第一句话：“遗嘱的稿子不止一份，父亲最后动了笔。”

这句出人意料的开场，把在场的人拉回到1986年3月26日。那天凌晨，陈永贵病危，在病榻旁艰难写下一页纸。他让家人递上铅笔，又坚持自己落款。十五行字，八千三百元，全数党费——原本如此。

说到这里，陈明亮从抽屉里取出两张已泛黄的信纸。第一张字迹凌乱，能看出写字人呼吸急促；第二张明显重誊，语气却柔和许多，多了一句“留一部份供儿子求学”。“这就是改动。”他把两张纸摞在一起，让记者自己比对。

有意思的是，这个改变并非外人授意。1975年跻身国务院副总理后，陈永贵虽身处高位，却始终不愿给家里添一车一房。退休调往东郊农场当顾问后，他干脆退掉了公配红旗轿车，每天两站地公交。“挣钱是公家的，车也是公家的，我用不惯。”他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如今还留在同事的耳朵里。

1979年，改革的春风刚吹到农村，陈明亮正在太谷一所中学读书。那会儿家庭月生活费不过三十元，他的学杂费要几十元，已算不小开支。旁人劝陈永贵留点积蓄，他摆手：“娃儿考大学，咱再想法子。”说罢便去农场领种子、下地测土壤。农民出身的本事，他一点没丢。

转眼到1985年元旦，陈永贵突然在地头晕倒。医生确诊肺癌，手术意义不大。住院期间，他坚持自行缴费，每天询问药品价格。胡启立来看望时，他还半开玩笑：“别给我加进口药，贵。”病友都听愣了。

不久他决定回家疗养，只留下基础止痛药。对照医嘱，这种做法近乎倔强，却与他节俭作风如出一辙。病情恶化前，他把家人叫到床边，吩咐交纳最后一次党费。此后，他让妻子找来那张草稿，准备誊清。临落笔时，陈明亮刚好从学校赶回，衣服还透着雪水。“爸，我毕业还要用钱。”这句话成了遗嘱改动的催化剂。

“字句简单，但能看出父亲迟疑。”陈明亮指着信纸第三行，“这里本写‘全部上交’，后来划掉改成‘交大部份’。”短短三个字，背后是一个老党员对家庭责任的再思量。他咳了咳，停顿几秒才继续，“如果没有那一笔学费，我可能上不了大学。”

陈家当年共留下一千二百元，足够支付明亮四年的学费和基本生活。余下七千余元则通过组织转交财政部，开具收据。对照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三十元的水准，这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党费。

不少人好奇，陈永贵身为副总理，怎么仅剩这点积蓄？追根溯源，还是大寨时期形成的生活习惯。1955年到1963年，他带领社员在白驼沟修梯田、打坝，连夜施工是常态。为节约油灯，他干脆把工棚拆下的木板削成篾条点火照明。后来遇到洪灾拒收救济，他一句“国家艰难，别给大寨添麻烦”，至今仍被老社员念叨。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保持“农活”作息。参加国务院会议，他清晨五点起床，先在宿舍楼旁的花坛挖土半小时，再擦干手戴上领带走进人民大会堂。警卫曾善意劝阻，他笑答：“手闲不住，挖挖土醒脑子。”细节虽小，却真实。

有人评价，陈永贵的政治轨迹是“大寨的丰碑”。这话不假，但他留给后人的，并非只有苦干精神。那份被改过的遗嘱，更像一把尺子：在公与私之间，怎样取得平衡。8300元全交，很高尚；给孩子留点前途，也无可指摘。两纸并存，展现了他作为父亲、党员双重身份的思量。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问陈明亮，若父亲当年没改遗嘱，他会怎样？他想了想，回了一句朴实话：“大不了去打工，爸的选择我都认。”短短十余字，仿佛把那段时代的坚韧气息，又带回了木樨地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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