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是谁?四川巴中,1890年出生,如果说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对世界一无所知,他却在安静观察乡里的风,心里盘算着些古怪的新鲜事。耶鲁毕业,普林斯顿硕士,别人留洋图个体面。他偏要把那些在异国见到的眼界、理念折回来,用到黄土高原上。调皮吗?不算,起码自小就给自己找事做,总觉得书本和乡里庄稼之间,总有个“桥”该搭上。到底哪一样才靠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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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913年,那时候晏阳初在圣梯芬孙书院专心学数理化,暑气潮湿,人也浮躁。9月考圣保罗,第一名,别人巴不得高升进城,他却总想,学些“本事”有啥用?有人说“中看不中用”,晏阳初倒不信,非得亲自跳到河里试试水深。法国的华工,他接触后才发现,识字这件事,比面包、比雪茄值钱多了!
1918年,他跟着北美基督教青年会跑到战火里的法国白朗。那些工人——上万里背井离乡的苦力,在铁路上流汗,却连一个字母也不认得。晏阳初开头给人写家书,想着这么点手艺又救得了谁?他突然恍悟:让他们能自己读信写信,才算帮到根上。这么说,他拉起了第一个华工识字班,用了40个工友做起小老师。什么老爷学堂,怎么看都太“掉书袋”,晏阳初偏要让字活起来。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见真本事,谁会耐心教那些只会泥腿子的汉子呢?也许只有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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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个月,“华工周报”也跟着出世了。谁能相信这些字纸真的能“联结感情”?听起来像是小孩过家家,其实一点也不,有时候,一群认字的人,就能拢成一股真正带点希望的劲头。1922年,晏阳初又在长沙折腾出《平民千字课》,就像给农家灶头添快新柴,字认多了,人心气也高了。据说,长沙平民学校的省长都亲自给发证书,外人不懂这“稀罕”。
中原常年兵荒马乱,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了。朱其慧、陶行知在旁,晏阳初张罗这事,当总干事虽苦,他觉得甘愿。这群人,心里倒真不在意什么“仕途”,倒像多事的书生瞎凑热闹,可那一年北京的风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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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奉天张学良来请人,晏阳初热热闹闹讲了课,话说理大多是乡下味道。军官整点师资班,还是用那本《平民千字课》糊住屋顶,连枪杆子都愿捧起毛笔琢磨。奇不奇怪?不起眼的小册子,成了北方大小兵营里头的“镇营法宝”。
1926年,定县实验张罗开工。56个村上百户,晏阳初把“教育、生产、生活、卫生”都搬到土炕旁边,东亭镇变成了实验场,他白天跑村入户,晚上熬灯油记笔记,折腾个十年,还真憋出个“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外头总说“定县经验”厉害,是中国农村的一线希望。晏阳初却常觉得,农民认字还没认全,实验远远不到头。可是有人讲,农村能安稳教书种田,已是奇迹。真的仅仅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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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临头,1937年的抗战,晏阳初进了最高国防参议会。别人好谈国家大事,他偏要管乡下两省后方建设。认字、动员,训民也训兵。重庆开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觉得这才是正路子。结果刚开学,连“专修科”都只分得“农村教育、农业”。等到1942年,才有水利和社会。日子不容易过,但那几年学院带出来的青年下了田、修了路,乡村真变了些。要说没变化,也有。有人说一切艰难,晏阳初不认,解放后的学人更不认,这就是矛盾。
时间跳到1943年,纽约评“世界现代革命性贡献十人”,晏阳初名字竟和爱因斯坦、杜威这些巨头放在同一份名单。他自己觉得太悬,同行倒拍巴掌叫好。有那么厉害吗?他回头看中国农村土墙低矮,心里却没觉得这虚名顶什么用。可外人都说他牛!到底信谁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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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中达成协议,美方甚至立法拨款,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晏阳初真的能靠外交上的一句“晏阳初条款”让三亿美金落地,给中国农村搞建设?也许他确实比绝大多数学者会运作,大概只有这样的人能真把理想往现实里拽上一点点吧。南京开会,其间的细节,回头才知道,那几年农村发展,硬是被拉动了一点点。可惜,好光景总是短。
时局轮换,1950年晏阳初去国际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张“推广中国经验”,菲律宾、南美、非洲都邀他干实事。1960年他在菲律宾呆着,培训当地农村工作队,年轻人打着赤脚下乡练手,他盯着各地数据反复核查。菲律宾总统金星勋章给了晏阳初,南美危地马拉农户在采收前也都知晓晏老师大名。有人说他这套“土味经验”放到地球另一边照用,真不太信。他还是试了,成效慢慢显出来。可要是哪天,让他去城里做官,他未必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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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到了晚年回国,两次,1985年,1987年。见邓颖超,见梁漱溟,还进了天安门广场留影。那种归乡的复杂,让他一边感慨一边又觉得自己早已是“中外无人”。美国总统也给他奖章,国内外新闻都报道,说他一生为天下苍生操心,真真假假全数天底下传开。可晏阳初这人,有时候承大奖,有时候反倒更怕人敬重。家庭失散二十余年,儿子回归也只像擦肩,还能像小时候一样亲近?世事确实难料。
历史照片,记录他四处奔忙的身影,人群里目光放得长远,不关心符号和口号。实际做事的时候,晏阳初只记得一句:“认字、种地、修路、改良、救命。”说来简单,做来贴心。还是觉得他这辈子有些不现实,也许一点实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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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起来没用的坚守,有时候偏偏就能起变化。有些村落,因为认字能读报写信,成了新式社会的种子。有些山乡的大叔,几十年后还记晏阳初脱口念过的“千字课”。村民记得,老晏在赵家庄后坡上撑着竹扁担,教孩子们读报,他偶尔板起脸教训小娃,也偶尔蹲地捡豆角。到底教育有多深远,没人说得清楚。
最讽刺的,后来人怀念晏阳初,居然把一切复杂的失败和威光都堆一块,想找个符号补偿自己的懒惰?难讲。他笔下记的,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乡亲。现在说“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时,被官方念作成功范本,真的像他本意那样吗?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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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来看,从1920到1949,中国农村文盲率一度下降20%,有论文统计定县实验乡村医疗改善率领先全国十余年。这些数字,都是复查过的,有案可稽,不诳人。可接下来半个世纪,农村问题又反弹,有更多麻烦接踵而至。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到底还能用吗?
有一组照片:菲律宾乡村大学,77人围坐泥地上,不远处挂着黑板,晏阳初挨个查作业。危地马拉农户扛着锄头请教他,笑里带汗,和中国河北小镇差不太多。再到纽约寓所,老人家思绪遥远,眉头深锁。他是不是觉得这一生“几千里转下来”,终究只是从一个村头走到另一个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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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错,全盘皆输。可也许有些错走着、绕着,结果就偏带点惊喜。晏阳初,既有狭隘的抱负,又有天真的眼光。有人说他是“乡贤”,有人说他不切实际。反正他这套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虽不全然解决得了中国全部难题,却也不是一纸空谈。
如今讨论教育、农村或者乡村振兴,晏阳初的名字总被提起。到底是用来纪念过往,还是启发后来,这事本身也不重要。毕竟,活着的时候,他在田间地头试图修修补补;早已逝去,故事却没散。现实呢,大概也没法全靠一个晏阳初来扳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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