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斯威士兰：集中10万少女贡献国王选妃，国民平均寿命35岁

2023年9月的一个清晨，斯威士兰东部的林戈乡村薄雾未散，17岁的莉拉在院子里把自己仅有的那件红色纱裙抖了又抖。 “妈妈，我真的要去吗？”她低声嘀咕。 “孩子，家里指望你呢。”母亲把头偏向一旁，声音发涩。

对莉拉来说，目的地只有六个字——乌姆勒莫选妃大会。追溯这项活动的源头，要回到十九世纪中期。当时的斯威士王姆斯瓦蒂二世用集体舞蹈筛选“纯净伴侣”，并把这一做法包装成敬奉祖灵的仪式。1921年，殖民当局短暂叫停，但1968年独立后，王室重新将其定为“国礼”。

1998年，即位不久的姆斯瓦蒂三世把原本两三千人的舞会扩张到十万规模，宣称这能“凝聚民族灵魂”。事实上，财务账本显示：大会期间旅游收入只占王室支出的三分之一，剩余费用全靠财政拨款。于是，一场看似热闹的舞蹈，实质由全国纳税人埋单。

聚会地点在洛班巴王宫前的草坪。女孩们被要求年龄不超过25岁、未婚且身体健康。医疗检测简单到令人咋舌：一支体温计、一份艾滋病快检。通过筛选的少女排队领取芦苇杆与布裙，然后在三天内向国王展示舞姿。

外界注意到，2021年的死亡率报告列出一个惊人的对比：参舞地区的艾滋病感染率高出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大规模聚集与性别不平等交织，是病毒传播的催化剂。

35岁的平均寿命，从统计角度看并非偶然。1980年代末，南部非洲艾滋病蔓延，斯威士兰却在2002年之前没有建立成体系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供应链。农村诊所药物短缺，孕产妇到最近的医院往往要步行十公里以上。

200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递交一份报告，敦促斯威士兰取消少女选妃仪式，理由是“女性教育及健康资源被严重挤压”。但王室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简单回应：“传统不容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权力集中不仅体现在舞会。姆斯瓦蒂三世兼任国家元首、武装力量统帅、宗教领袖与司法最高仲裁人。按宪法文本，议会拥有立法权，可现实是每一项法案均需国王亲笔签字才能生效。2005年至今，没有一条限制王室开支的法案通过。

经济困境也随之而来。官方数据表面看GDP年增速有3%，但这个数字掩盖了严重的不平衡：40%的国民月收入不到100美元，而王宫账面预算常年维持在1亿美元以上。世界银行多次派出顾问团，建议发展制造业替代过度依赖南非劳务输出，计划却被无限期搁置。

2020年疫情冲击，边境封锁，外汇锐减。王室却照常动用国库采购价值1600万美元的豪华SUV，引发国内罕见的街头示威。抗议口号直指“选妃盛会”和“奢侈车队”，谴责这些象征性的事情吞噬国家财政。示威最终被军警驱散，但“取消乌姆勒莫”的标语第一次被拍摄下来，传遍社交媒体。

在舆论压力下，姆斯瓦蒂三世在2022年4月颁布一纸命令：允许议会讨论“仪式改革”。然而，仅三个月后，改革提案被搁置，理由十分熟悉——“保护文化遗产”。各大部落首领获邀进宫，领取新颁的皇家奖章，换取继续支持传统。

试想一下，一个人一生只有35年，却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拱手交给政治仪式，换得一线希望的仍然是家庭口粮和象征荣耀，这无疑是残酷的。社会学者指出，女性教育一年可带来10%至15%的收入增幅，而被迫辍学参加选妃的少女往往永远失去重新返校的机会。

2023年末，国内多家民间组织尝试联名，提议把选妃舞改为文化节，与国王择偶脱钩。草案列出三条路径：缩减规模、取消处女审查、增设奖学金。王室未作回应。与此同时，南非与莫桑比克的媒体把此事推上国际版头条，敦促非盟讨论“传统与人权冲突”。

如果说历史真有必然，那必然来自反思与行动。斯威士兰年轻一代开始利用网络进行募资、分享信息、学习外部改革经验。虽然规模有限，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比任何纸面宣言更能撬动旧体系。少女们需要的不只是被动等待命运的手指，而是课堂、诊所与可以规划自我的未来。

一句轻描淡写的“国家传统”，扛不住统计数字带来的冷冰冰冲击：平均寿命35岁、艾滋病感染率26%、失业率33%。这些数字让人无法对“选妃舞会”继续报以浪漫的想象。风景优美的山谷和庄严的鼓号声掩不住深层危机。

选妃制度何时终结，眼下没人能给出时间表，但历史不爱重复，除非有人纵容它重复。国王、议会、部落长老、平民少女——这条权力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在被迫回答同一个问题：是继续为芦苇舞投入巨额成本，还是把资源转向教育和医疗。答案不会在纸面上自动出现，它只能由一次次艰难的社会博弈挤出。

斯威士兰的少女们仍将踏着鼓点跳舞，但愿下一次，她们跳的不是被挑选的舞，而是属于自己命运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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