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人口死亡高峰？22年去世1041万人，23年1110万，去年呢

死亡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但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中国的死亡人数就成了很多人都关注的对象。

2022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041万，23年有1110万。

那么，去年有多少呢？中国将会迎来死亡高峰吗？

历史欠的账，迟早要还

其实从22年到23年，中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有着明显的增长了，而背后绕不开的，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速。

首先，我们得明白，“死亡高峰”这事儿，根本不是什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本质上是一道几十年前就写好了答案的数学题。

2022年，1041万人告别人世。

2023年，这个数字攀升至1110万。

到了去年，回落到1093万。

对应的死亡率也像心电图一样起伏，从7.37‰升至7.87‰，再微调到7.76‰。

表面看有上有下，但拉远了看，这条曲线一直在往上升。

去年的那个小插曲，改变不了任何宏观趋势。

这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得追溯到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那一波声势浩大的“婴儿潮”，为新中国输送了第一代大规模建设者。

他们在艰苦条件下成长，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困顿与社会变革，也亲历了共和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如今，这批同龄人正集体迈入75岁以上的高死亡风险阶段。

那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9岁左右，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接近79岁。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躲过了饥荒与贫困，见证了国家的腾飞，更享有了前所未有的长寿机会。

这种延长的寿命，固然体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庞大的人口群体正同步走向生命终点。

人口学家的预测模型以冷峻的数据描绘出未来几十年的生命轨迹。

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推算，到2035年，每年的死亡人数可能轻易突破1500万大关。

而另一位专家则给出更具体的预测：到明年，也就是2025年，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295万，而同年的新生儿数量预计仅为756万。

这种死亡与出生的不平衡，预示着人口结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长期来看，这场死亡潮的顶点预计出现在2061年前后，届时每年将有约1900万人离世。

换个角度看，今天中国每6到7个人里，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群体的总数去年已经达到了2.2亿。

而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到2050年，这个比例会急剧飙升，超过30%，也就是不到3个人里就有1个是老人。

这是一个纯粹由过去几十年人口结构累积而成的现实，它的发生，几乎和日出日落一样，是客观且必然的。

同一个浪潮，不同人的船

“死亡高峰”这块巨石对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生死体验。

城乡之间的那道鸿沟，在这里被无情地放大了。

当我们在讨论全国人均医疗资源时，数据背后的真相是，农村地区的执业医师数量，大约只有城市的60%。

这意味着在广袤的乡村，生命最后的防线要薄弱得多。

一个更具体的细节是，7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能够定期接受体检的比例，要比城市里的同龄人低整整28个百分点。

这不是运气问题，这是几十年城乡二元结构留下的沉重烙印，决定了农村地区更高的死亡风险并非偶然。

中国有超过3.5亿人正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缠斗，这是笼罩在几乎所有家庭头上的普遍阴影。

但具体到致命性疾病，差异就显现了。

去年9月份，肺结核与肝炎是导致法定传染病死亡的主要元凶。

而到了4月，艾滋病死亡人数高达1642人，占了当月传染病总死亡数的76.7%，其高风险地带，恰恰是那些因为医疗信息闭塞、发现迟缓的农村地区。

同一种病毒，在不同土壤里结出了截然不同的恶果。

就连去年第三季度一度引发关注的新冠病毒，也呈现出这种差异。

虽然感染病例数占到了乙类传染病的74.5%，但死亡人数仅有32例，其威胁性已大大减弱。

这与那些因发现迟缓而导致高死亡率的疾病，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衰老与疾病，一些群体还必须直面额外的生存风险。

去年，各类事故导致了8079人死亡，尽管这个数字同比下降了17.8%，反映出重点行业的风险管控正在见效，但对于那八千多个家庭而言，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

而在一些特殊地区，天灾成为生命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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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带来的连锁反应

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于那个正在迅速倒转的抚养比。

目前，大约每1.1个劳动力抚养1名老人，而到了2035年，这个比例将彻底颠倒。

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萎缩到约6亿，而抚养比则会攀升至70%以上。

这意味着，今天还在上学的孩子，未来可能需要以一己之力，扛起数位老人的养老重担。

养老金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而挑战的另一面，往往是机遇，人口老龄化催生了潜力巨大的“银发经济”。

从基础的医疗护理、养老服务，到高端的保健品、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一个全新的市场正在快速崛起。

对于那些能精准捕捉到老年群体需求的企业来说，这片蓝海才刚刚开始显现。

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也正在被激活。

去年，中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增长了8.2%，重点就是加固县城这级医疗体系。

在四川，一项名为“县聘乡用”的政策正在实践中，它巧妙地解决了编制和待遇问题，成功为农村地区新增了3200名执业医师，这正是对前文提到的城乡医疗鸿沟的直接回应。

同时，发展安宁疗护体系、普及社区养老服务等，也正从专家建议走向政策议程。

笔者认为

回过头来看，去年死亡人数那17万的短暂下降，不应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

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在于某个具体年份的数字拐点，而在于整个社会能否在未来长达几十年的周期里，建立起一个更具韧性、更加公平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