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结语 流动的“投机者”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流动的 “投机者”

2023 年调查问卷显示，六成以上的骑手曾经在不止一个外卖平台工作过。之所以跳去不同的平台，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更高的收入。例如，在夏季的外卖高峰时节，外卖骑手往往供不应求，各个地方就会出现 “拉人大战”，站长和城市经理相继给出高价吸引骑手。例如，一些站点会在日常工资的基础上多给 1000—2000 元的补贴奖励。这个数额足以引起一些骑手的兴趣，即便补贴奖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辞掉当前的工作，跳到下一个平台。毕竟，多赚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对于骑手来说，在不同的平台 “跳来跳去” 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会精确地 “算计” 如何用流动来平衡自己的收入得失。

陈康（加盟商）：平台为了保证配送质量，对骑手人数考核异常严格。骑手和劳务中介也都知道，所以到了旺季，招聘费水涨船高，他们跳来跳去都能拿到招聘费奖励。这个跟工厂走过的路是一样的。

赫小川（上海某站点站长）：骑手在夏天和冬天的流动性会加强，因为招工的需求大，给的 “推荐费” 高。

对于骑手来说，流动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他们换工作非常频繁，可以从一个站点跳到另外一个站点，从一个平台跳到另外一个平台。但不变的是，他们的流动似乎被固定在零工经济的领域之内。他们的工作选择看起来非常多，来去也比较自由，看上去能够非常轻松地掌握工作的节奏。但这些零工跨越到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则十分困难。这在侧面印证了学者邱林川所论述的数字劳动者 “微观赋权，宏观减权” 的社会现实。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的假象，可以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自己决定要在什么样的平台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很少有人看到被限制的 “美好平台话语” 背后其实是日渐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这样的职业发展。骑手背负着主动形塑的流动性背后其实是普通人日益困难的阶层跃升，这正是韦伯探讨阶层问题的核心意旨 —— 个体所处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 “生命机会”（life chances）。①对于骑手来说，他们阶层内的流动非常频繁，但阶层的跃升却不常见。

送外卖是一份流动的工作，来去自由，没有太强的计划性。这几乎是大多数进入外卖行业的劳动者的感知。在送外卖之前，他们做过工厂工人、建筑工人、销售、餐厅员工、服务业从业者、司机，或者自己做过小生意。这些所谓的职业，几乎都是零工经济的组成部分。调研小组 2022 年骑手调查问卷中问及 “您还会干多久外卖”，其中有 43.77% 的骑手表示 “不太确定”。一个更发人深思的观点是，一些骑手抱着 “干一段时间试试” 的想法投入其中，却发现转眼三四年过去了，自己依然没有想好要干什么，似乎也找不到一个比跑外卖更合适、收入更高的工作，于是就索性继续跑外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 “暂时过渡” 变成了 “永久过渡”。外卖平台似乎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劳动者不断内化劳动和工作的不稳定，并将此形塑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①

2022 年 4 月，北京房山楸树街的美食城因为油料起火而不得不关闭整顿。原本在此 “驻扎” 等单的众包骑手们不得不散开，重新寻找等单的地方。楸树街跟超市门口往日热闹的等单场景不复存在，人烟冷清。美食城一条街的店铺都关闭了，骑手发现这里的单子少了，不得不另谋出路。众包骑手有的加入了专送，有的加入了乐跑，也有的离开了这片区域。

看着众包骑手们解散，流散在良乡周边五公里大大小小的商家附近，我有些伤感，但是大强哥不以为意。他说，老骑手 “聚在一块没饭吃”。因为大家都干了挺长时间，系统有派单优先权，如果聚在一起，大家变得都一样，无法凸显老骑手的派单优势，所以只好分散等单。老骑手有去了附近的华冠地下美食城，有的去了南关、北关的公交车站，还有的去了自立市场。大强哥看着冷清的美食街，叹了口气，“干骑手，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