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重阳丨石涛 《重九登高图》 的山景为何满是愁绪？

九九重阳节

当金风染透枫林，菊香漫过东篱，重阳便踩着千年的诗意而来。王维笔下“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 的悠远吟唱，早已将这个承载着登高、赏菊、饮酒、敬老的节日，酿成文人墨客心中最醇厚的抒情载体。

从明代吴门画派的绢素上，那几笔雅致勾勒的菊影亭台，到清代文人画的宣纸上，那抹淋漓泼洒的山岚云雾，历代书画家以丹青为舟，载着重阳习俗的烟火暖意与文人精神的澄澈超脱，在时光长河里缓缓航行。

那些流传至今的帧帧画卷，不只是节俗的鲜活注脚，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信笺，让我们得以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古人的重阳风雅，读懂藏在山水花鸟里的生命感悟。

赏菊品茗中的隐逸情怀

菊与重阳的羁绊，自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诗句始便根深蒂固。这位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隐士在《九日闲居》诗序中坦言对重九之名的喜爱，秋菊盈园的景致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象征。这种菊与重阳的文化关联，在明代画家唐寅的《东篱赏菊图》中得到了极致的艺术诠释。

唐寅这幅作于35 岁左右的画作，恰是其人生境遇的隐晦写照。此时的他历经科场舞弊案的打击，早已褪去少年得志的锋芒，心境更贴近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于是，他便以陶诗入画，表达了他的慕陶隐逸之志。

画面核心定格了陶渊明与友人在山林间赏菊倾谈的场景，二人姿态从容，目光悠然望向远方云雾缭绕的南山，不刻意、不造作，恰是陶诗 “悠然” 意境的具象化。

作品采用元代以来文人画常用的 “一水两岸” 构景模式，却在细节处突破传统：前景以一左一右两块巨石形成 “遮景”，既避免画面直白空旷，又通过石块的肌理皴擦与菊丛的柔媚线条形成刚柔对比；人物置于前景偏右位置，后方隐现半露的茅亭与错落的屋舍，巧妙营造出纵深空间感，让观者视线随景致延伸至远处的南山，仿佛能与画中雅士同享 “望山见真意” 的心境。

画作的题跋则为这份 “隐逸心曲” 增添了跨时空的对话维度。唐寅以赵孟頫体书法题诗：“满地风霜菊绽金，醉来还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然趣，千载无人会此心。” 其笔法丰润俊逸，起笔藏锋、收笔回腕，既得赵体的秀雅，又暗含自身的疏放。

更妙的是，清代乾隆皇帝在此画后御笔和诗：“坐石高谈利断金，菊擎露盏涧调琴”，以帝王视角点赞陶公的清高气节，更肯定了唐寅 “以诗入画、以画传情” 的艺术独创。两代文人的笔墨交织，让这幅《东篱赏菊图》不再是孤立的艺术作品，而成为承载菊与重阳文化、隐逸精神的跨时代对话载体。

登高望乡中的家国深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赋予了重阳登高超越健身祛病的文化意义，将生理的登高升华为心理的望乡。

清代画家石涛的《重九登高图》，便以笔墨为桥梁，将这份思乡之情转化为可视的山水意境。

石涛创作这幅作品时，早已历经国破家亡的剧痛。15 岁时明朝覆灭，父亲被杀，他被迫削发为僧，一生颠沛流离，这种 “异乡为异客” 的境遇，让他对王维诗意有着刻骨铭心的体悟。

画作以 “范宽笔意” 为基底，延续了宋代山水画的雄浑气势：画面宏阔，群山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远景奇峰凸起，倚天拔地，四面如削，云雾缭绕；近景山石嶙峋，景物突出，树木参差，松风吟啸。山岩之间，房舍俨然，两位高士品茗对坐，或楚河汉界，或谈经论道，高雅超脱之态让人艳羡。

石涛以流畅凝重的线条勾勒山形，枯湿浓淡的墨色交替晕染出山石的肌理，使山川的氤氲气象跃然纸上。松针以劲挺的短线密集排布，似能听见秋风穿过松林的呜咽；山间小径以淡墨轻描，若隐若现，暗合 “遥知兄弟登高处” 的想象空间。

画作左上方，石涛以古拙汉隶题录王维全诗，笔力苍劲如老树盘根，与山水的苍茫意境相得益彰。这种 “诗画合一” 的创作方式，让登高这一习俗不再是单纯的身体活动，而成为承载家国之思、兄弟之情的精神仪式。

闲居雅集中的生命欢愉

“菊留秋色蟹螯肥” 的景致，让饮酒品蟹成为与赏菊登高并列的重要习俗。从唐代李白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 的吟咏，到南宋陈造 “橙香蟹肥家酿熟” 的诗句，文人墨客早已将蟹与菊、酒融为一体，视为秋日最极致的享受。清末画家任伯年的《把酒持螯图》，便以鲜活的色彩与灵动的笔触，定格了这一充满生活气息的重阳场景。

创作于1882 年的这幅作品，充分展现了任伯年 “海派四杰” 的艺术特色。他将民间绘画的艳丽色彩与西方绘画的冷暖对比相融合，既鲜活生动又不失雅致。

画面中心，几只煮熟的螃蟹色红似火，蟹壳的纹理以细笔勾勒，虽寥寥数笔却极具质感，仿佛能感受到蟹黄的肥厚；一旁的暗青瓷酒壶与螃蟹形成冷暖对比，壶身的光泽以留白表现，简洁而传神。篮中盛开的黄菊与白菊是点睛之笔：花瓣以淡墨勾勒，再敷以明黄与莹白，在暗赭色篮子与墨色菊叶的映衬下愈发鲜活，既呼应了重阳赏菊的习俗，又为画面增添了清雅之气。

任伯年对细节的把控堪称精妙：蟹爪的蜷缩姿态自然逼真，仿佛刚被捕获不久；酒壶的系带以一笔连贯的线条绘成，灵动而富有弹性；菊叶的脉络清晰可见，叶缘的锯齿透着自然生机。

这种 “以小见大” 的创作方式，将 “把酒持螯” 这一生活场景升华为艺术作品，既展现了重阳节的烟火气，又暗藏文人的闲情逸致。正如唐代毕卓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的疏狂，画中虽无人物，却能从蟹、酒、菊的组合中，想见文人相聚的欢愉与洒脱。

当我们拂过这些承载着重阳意涵的书画，仿佛能看见唐寅在菊园里的沉思，石涛在高台上的远眺，任伯年在案前勾勒蟹菊的专注 —— 这些画作，早已不是简单的节俗记录，而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镜子，映着他们的隐逸、思念与欢愉。

唐寅用细腻秀逸的笔墨，让赏菊成了精神的归隐；石涛以苍劲雄浑的线条，让登高化作了家国的思念；任伯年凭鲜活灵动的色彩，让持螯成了生活的欢愉。他们笔下的每一朵菊花、每一座山峰、每一只螃蟹，都藏着对传统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

时光流转，重阳的习俗或许会变，但这些书画里的诗意与深情，却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