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沙飞枪杀日籍医生被枪决，临刑前发问：要我跪下吗？

1950年冬天，石家庄下雪。他在刑场上被枪决了，

那个画面被很多人记住，雪花、刑场、还有他临死时的那句：“还要我跪下吗？”执行的人没有让他跪，子弹终结了他的生命。这是结局，但把时间拉长看，人和事情是一步步走到那里的，有很多节点可以追溯。下面把事情说清楚，按时间和细节把它摊开来，像把一卷老片子从暗室里掰开看。

案子发生在1949年12月的一天。石家庄和平医院在例行查房时，他忽然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枪，对着当值的那个日本出身医生开了一枪，医生当场死了。他没有逃，现场就被拘捕。被捕时他说了一句：“我没杀错人。”军法处很快认定这是蓄意杀人，走了军事审判程序，证据、口供和签字都很快就定了调。判决书最后一页有个名字——聂荣臻的签字，这个签字在后来的叙述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

要理解那一枪，不光看当天的动作，还得把背景拉得更长一些。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在战后逐渐恶化。抗战结束后，肺结核缠上他，失眠、情绪失控、常常有偏执性的想法。家人把他送到和平医院休养，医院安排了一位曾经是日军随军军医的医生来负责，这位医生姓津泽，自称留下来是为赎罪。两人在医院里的互动并不和谐。沙飞对这位日本医生极不信任，怀疑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认为对方虚伪。医院的病历里既有他配合检查的记录，也有他情绪激烈、失控的记录。哪怕在住院治疗期间，内心的恐惧和猜疑始终没能平息。最后一次例行查房时，他把长期积累的偏执和怨恨倾泻出来，开了枪。

把时间和视角再往前推，会看到他的工作和生活。沙飞原名司徒传恩，1912年生在广东开平。家里做药材生意，算是有点儿积蓄的商人家庭。他爱画画，1936年去上海美专学美术，碰上摄影就动心了。早年他拍下鲁迅的照片和葬礼，那些作品被左翼刊物转载，给他带来初步的声名。抗战爆发后，他扔下安稳生活，背着相机去了前线，入伍到八路军115师，和聂荣臻建立了联系。条件很差，他最开始用的是一台二手的白朗宁相机，后来聂荣臻把缴获的一台法国老相机给了他，还把他的津贴从三块银洋提高到八块，特批他不用参加早操。战场上的镜头很苦，很真实：白求恩跪地做手术、队伍长长的行军、营地里泥泞和血迹。那些照片里有直白的力量，让人看了心里沉甸甸的。白求恩和他私交不错，临终前把自己的相机交给他，嘱咐他“继续拍”，那份托付对他意义很大。

长期的战地生活、劳累和精神压力没有给他补回来。他结核的病痛折磨身体，也让睡眠和情绪变得脆弱。1944年他和前妻王辉在延安复婚。那会儿王辉带着三个孩子，两人再过了几年，生活并不宽裕。战争结束后，家里负担大，孩子多，经济压力全部压在家庭肩上。到1949年底发生枪击时，王辉面对五个孩子和一个被捕的丈夫，只能把丈夫的底片和手稿收拾好，塞进木箱里锁着。她那几天不出门，家里像被按了暂停键。那箱底片后来被锁了几十年，直到三十年后才有人敢打开看一看。

军事司法程序走得很快。被捕、审讯、定罪，然后执行，这套流程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和空间来为自己解释或被理解。判决书上聂荣臻的签字，成了压垮他的那一根稻草。早年他和聂荣臻有过交情，那签名在最终判决上出现时，他整个在看押中崩溃。看押人员回忆，他平时话少，冷静，但看到那个签字时哭了，这在许多人眼里是意外的软弱，但也说明了他的精神承受到底有多脆弱。

行刑那天的细节被多次提起：下雪，妻子几天不出门，底片被锁进木箱。临刑场时他站着，平静，末了那句“还要我跪下吗？”像一声不服气的问话，也像最后的自尊。有人记得他走时还很干净利落，没有痛喊。雪落在他身上，像是把那段人生急速冻结成一帧画面。

几十年后，医学和司法的视角发生了变化。1986年进行的精神医学鉴定认为，他在发病期间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基于这个鉴定，军事法院撤销了原来的判决，给予平反。石家庄烈士陵园立了一块碑，上面只刻着一句短短的话：“摄影师 沙飞，1912—1950”。没有“烈士”二字，只有职业和年月。碑文很朴素，像是把复杂的故事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标签。

这样的事儿放在一块儿看，就像底片和冲印时的化学反应：有光亮的部分，也有暗房里的影迹。看他的照片，你能感觉到光影外的沉重；看他的案卷，你会感到制度和生命碰撞时的冷硬。细节里有医生、家属、军法处、签字、病历和那些被锁起来的底片，每一项都不是孤立的。那张碑、那箱底片、那句临终的话，串在一起，构成一个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