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最大叛徒，解放后改名入伍成军官，因北京一场大雨而意外暴露

1951年6月13日下午两点，北京西单，雨线像扯开的线团一样砸向街面。一个身着军装、撑着黑伞的中年男子正准备穿过马路，突然被人撞了个踉跄。男子手一抖，伞落在地上，他抬头，瞬间愣住。对面那人也怔住，两双眼睛交错，却都闪过惊惧。短短两秒钟，彼此已经认出——对方竟是当年一起叛出东北抗联的旧犯。那人低声嘶哑了一句：“你……还活着？”回应只是一个僵硬的点头。两个人几乎同时转身离开雨幕，各自奔向不同方向。

不到半小时，西城分局接到两份匿名控告。内容惊人一致：举报对方曾在伪满时期带队围剿杨靖宇部队，造成惨烈伤亡。民警一看，显然有人在相互揭短。接警员做了最简单的判断——先查其中军籍更完整的那位。这个人，自称陈子平，军衔少校，任职于军械管理部门。档案却显示：入伍年份与既往履历出现多处空档，尤其是1945到1948年的经历只留下一行字——“待考察”。

调查组先从吉林档案馆入手。卷宗堆了半人高，最关键的一张照片比对后，让所有人倒吸凉气：照片里的人叫程斌，1938年6月率部投敌，后担任“挺进队”向导，专门猎杀抗联密营。调查线索锁死，身份将被彻底揭开。

再往前追溯，程斌的一生足够戏剧。1910年，他出生在伊春小地主家里，父亲靠林地和人参生意积攒了小康，给儿子办起私塾。程斌读过《孙子兵法》，也迷过《仲谋十六策》，高中毕业后跑到长春钟表行当学徒。那时日子平静，月薪足够他每周去看一场默片。他若按此轨迹，最多成为市井里精明的钟表师，历史不会记住他。

“九一八”把东北撕开口子。22岁的程斌被同学拖进反日集会，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心里却盘算着：自己懂机械，也许能在部队派上用场。不久，他进入抗日义勇军，再转入东北抗日联军，被分在杨靖宇一军第一师。文化水平决定了起点，他会写战斗简报，会画地形图，没多久当上副参谋长。1936年的摩天岭，他凭一条包抄路线吃掉日军守备队，捞到“师长”帽子，还被杨靖宇在队列前公开夸奖：“此人兵法娴熟，是本师主心骨。”

功劳簿翻得太快，背后的隐患也在酝酿。1937年底，关东军围剿强度骤增，山里缺粮缺药，战士掉队伤亡不断。有意思的是，程斌开小会时话锋开始变：“光拼命不行，得想条活路。”有人提醒他要咬牙撑到后方接济，他却沉默。1938年5月，部队被迫拆分游击。仅隔一个月，程斌带着一百多号人，扛着抗联制式枪支，在东边松花江口向日军投降。就此，松花江北岸七十多处密营位置落入敌手。

接下来的灾难无法挽回。日军“挺进队”拿着程斌的手绘地图，火烧补给库，割断山道，杨靖宇部本就捉襟见肘，如今愈加危险。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孤身战至弹尽，在濛江密林倒下。东北抗联进入最暗时刻，程斌的名字被列在通缉榜首，但在日本关东军眼里，他成了“功臣”。伪满当局给他封个少佐衔，配专门的日语翻译。一杯清酒下肚，他在日将面前笑得谄媚，谁能想到三年前的师长誓言“誓与国难共存亡”。

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伪满体制崩溃。程斌眼见旧主没了，用最快速度脱掉伪军军服，换上国民党军装，摇身一变“东北抗日老兵”。凭着对山林战的熟悉，他混进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甚至冒出副师长头衔。可是辽沈战役失利，国府大势已去，他又一次做出选择：将名字改成陈子平，投奔解放区。1949年1月，他递交入伍申请时，军区正在调兵，档案混乱，他的自报简历只写一句“老东北游击队员，熟悉日用武器”，就这样蒙混过关。

进入军械处后，他的经验确实顶用：仓库盘点、备件编码、枪械维修流程，说得头头是道。领导见他肯干又不多言，批了一个少校职务。程斌暗自松口气，觉得命运可能真眷顾胆大心细之人。遗憾的是，任何伪装都怕偶然。那场雨，把他同路人推到街口，各自抱着同样念头举报，却同时暴露。

两份材料送至军区保卫部，当夜便启动联合审查。稽查人员翻出十余年前日本宪兵部的档案，里面详细记录“程斌协同日军破坏抗联据点”经过，证据确凿。有审查员见到伤亡数字皱紧眉头：仅通化一地便被炸毁密营十九处，弹药库八座，死伤过千。面对铁证，程斌保持三天沉默，第四天凌晨，他终于开口，只说一句：“我只是想活下去。”审讯员冷冷回敬：“但你让太多人活不成。”

1951年5月12日，华北军区军事法庭作出判决：程斌，罪行累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刑前，他提出想抽一支烟，被拒。子弹出膛那刻，北平城阳光正好，街上并无雨。纸面程序结束，可战争年代的血账，人心里记得分明。背叛的代价，终归无法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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