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汴梁皇宫灯火昏黄。三十九岁的柴荣卧病不起,枕边放着他亲手写下的托孤诏书:太后垂帘、范质辅政、赵匡胤掌兵。
文武分权、互相制衡,他以为这能保住后周的江山。
可他没算到,一年后那个披着黄袍的殿前都点检,竟真敢伸手去摘天上的日头。
柴荣的托孤,是理智的布局,却也是最后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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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孤之局——理性算尽,却留一处天命空白
显德六年(959年)五月,后周世宗柴荣病逝于汴京。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朝野震动。
朝廷上下谁都明白,这位能征善战、治国有方的皇帝,死得太早。
更让人揪心的,是他留下的皇位继承人——年仅七岁的柴宗训。
这注定是一场考验。
五代十国的政治结构,本就像悬在半空的房梁,全靠强者撑着。
一旦皇帝年幼、托孤不慎,天下就会倾斜。柴荣并非不懂这一点,所以他在弥留之际,做了极为细致的安排。
他让太后符氏垂帘,以稳定宗室与外戚;命宰相范质、王溥辅政,以掌中枢之务;
又令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侍卫亲军指挥使韩通掌禁军,互相制衡。
文有辅臣,武有统帅,上有太后——表面看,一切周全。
这套布局,体现的正是柴荣一贯的政治理性。
他治国六年,凡事讲求制度与平衡,从不凭一时情绪。
托孤之时,他仍延续这种思路——权不独归一人,兵不尽出一门。
他以为只要文武分立、上下制衡,就能避免藩镇跋扈与宦官乱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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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套“理性托孤”,生在了一个不讲理的时代。
五代的根本逻辑是“兵权即王权”。郭威以兵取天下,柴荣以兵稳天下。
无论他怎样信奉制度,权力的核心始终在军中。
赵匡胤的崛起——从救主将领到权力继承人
五代的战场,是帝王的选拔场。赵匡胤的名字,正是在血与火里被写进历史的。
显德元年(954年),北汉刘崇率3万士兵联契丹南犯。
后周新立,群臣惶惶。柴荣刚登基,朝廷上下都劝他按兵不动。
可他深知——若此役不胜,皇权根基将倾。于是亲率大军出征,迎敌于泽州高平。
那一战,是柴荣与赵匡胤命运的交汇点。
战初,右军溃败,两将弃阵而逃。战场几乎崩溃。
就在这危急时刻,赵匡胤率部反冲敌阵,挡下北汉铁骑。
柴荣冒死督战,险中取胜。战后,他处斩逃将七十余人,重赏有功者。赵匡胤的名字,自此响彻朝野。
这场仗,不仅保住了柴荣的皇位,也为赵匡胤铺开了通往权力中心的道路。
之后的数年里,赵匡胤随柴荣南征北战——征南唐、击北汉、攻后蜀、伐契丹。
他指挥冷静、用兵灵活,每战皆有功。柴荣身边的将领不少,但能像赵匡胤那样兼具勇略与稳重的,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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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柴荣是个识人之主,他看得出赵匡胤的能力,也清楚这人有雄心。
然而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雄心与忠诚常常是一体两面。没有雄心的人,根本成不了将领;而有雄心的人,也未必愿意永远屈居人下。
柴荣却选择了信任。
他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继而升任殿前都点检——这是禁军的最高统帅,掌握着皇城防卫和全国精锐部队。赵匡胤成了后周军政中真正的第一武人。
这样的信任,是从高平的血战一路积累的。
柴荣知道,只有让赵匡胤掌军,才能稳住边境和军心;赵匡胤也知道,没有柴荣的支持,他的声望不可能累积得如此快。
两人之间,是互需,也是互依。
但政治从来没有永恒的安全。
赵匡胤在战场上越成功,朝堂上就越被忌惮。
宰相范质、王溥一派重文轻武,心中难安;韩通虽然名列统军,却因资历浅威望低,根本压不住赵匡胤。
太后符氏对军中事务一无所知。朝中所有制衡力量,都在无声中失衡。
赵匡胤的地位,原本是柴荣亲手设立的平衡支点;可当柴荣死去,那个支点就成了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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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后周的军政体系,本就是主将即国家的延续。
郭威如此,柴荣亦如此。朝中无文臣集团,无宗室支派能抗衡军权。赵匡胤的权力扩张,不是篡权的阴谋,而是结构的必然。
显德六年冬,柴荣病重。赵匡胤奉命镇守开封,统率禁军。世宗去世后,幼主柴宗训登基,赵匡胤继续领兵守京师。
名义上,他是辅政功臣;实际上,他已经成了整个后周的唯一屏障。
制衡失效——从托孤平衡到兵权独尊
显德七年(960)正月,朝廷传来北汉与契丹合兵南侵的消息。
幼主年幼,范质等人商议后决定: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
这看似合理——毕竟赵匡胤是最有经验的将领。
却没人意识到,这道诏书实际上是让兵离主的宣告。
就在赵匡胤离京的第三天,陈桥驿的晨雾升起。
禁军将士推赵匡胤为帝,并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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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看来是“众心所向”,其实更贴近事实的,是权力的自然流动——
当一个人同时拥有兵、名、势三者时,王朝更替已不需要谋反,只需顺势。
赵匡胤进京,范质、王溥早已无力反抗;
随着一封禅书让位,后周,从此成为北宋的前章。
柴荣的托孤并非失败——从制度角度看,他算得极细。
失败的是那个时代:一个把兵权视为一切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再聪明的皇帝也只能算到权力的结构,却算不到人心的走向。
他留下一张完美的棋局,但棋手死了。
棋局自会按照五代的规则走完最后一步——
兵胜于理,武压于文。
而赵匡胤,只是那场宿命中的必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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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陈桥驿的那一声“黄袍加身”开始,柴荣的托孤安排便彻底成了历史的讽刺。
那份曾经看似严密的权力布局——太后、宰相、将领、辅政大臣——在现实面前一击即碎。
但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就会发现:这并非个人的失败,而是时代的必然。
郭威得国靠兵,柴荣守国靠兵。五代所有的王朝,无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还是后周,皆出自“兵变”。
这是一种政治惯性,也是一种心理惯性——人们相信军功胜于血统,刀锋才是合法性。
参考信源:
柴荣就没有留下一些心腹忠臣吗?为什么赵匡胤如此轻易就得手了? 2020-06-0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周书)世宗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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