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名将被我军俘虏，见到陈老总怒问：我9年前就要起义为何不收

1959年12月，原川军名将、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四川省体委第一副主任郭勋祺病势沉重，眼看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当时，郭勋祺的夫人罗显功就在他身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郭勋祺十分感慨的对夫人说：

“我这一生最引以为憾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被撤职后，未能把部队全部拉到江北去，与陈毅一起共同抗日，第二件事就是，我被剥夺军权以后，我的部队被调去参与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事实上，郭勋祺晚年一再念叨遗憾的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早在1939年他本就有机会跟随共产党走，但那时候他顾念抗日大局，没有去，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襄阳战役中被俘，他在见到陈毅以后，还始终不忘这件往事。

由此可见，这件事情对郭勋祺本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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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趁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襄樊兵力空虚之际，抽调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和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第三军分区2个团共14个团3万余人，在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襄樊战役。

应该说襄樊战役抓的时机非常巧妙，此战最终也以我军大胜而告终。

时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康泽、副司令郭勋祺被我军俘虏。

郭勋祺成为我军俘虏，其实是有些冤枉的。

解放战争中期，蒋介石其实已经面临无将可派的境地，临时赶鸭子上架，把毫无军事经验的康泽派了过来，康泽一辈子干的都是特务工作，是臭名昭著的别动总队的创始人，虽然他在与蒋经国斗争失势后，一直想掌握军队实权，但蒋一直没有批准。

康泽在上任之前，考虑到十五绥靖区大部分都是原来川军的部队，于是向蒋提出派川军名将郭勋祺来统领这些部队。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已经坐了数年冷板凳的郭勋祺又被重新抬出来，赴任襄樊。

之所以说郭勋祺是坐冷板凳多年，原因在于他早在1939年就被蒋介石撤职，当时郭是五十军军长，而罪名名义上是作战不力，实际上是因为“通共”。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人，早年在在成都投川军，后来成为潘文华麾下将领，而潘文华在1921年又投靠了刘湘，所以郭勋祺在川军中是属于刘湘派系的。

因为能征惯战，郭勋祺颇受刘湘重用，这也使得郭勋祺对刘湘，有种“士为知己者死”之感。

不过，与此同时的是，郭勋祺与中共方面也建立了联系。

1922年，郭勋祺在万县受陈孟熙引荐，认识了陈毅，后来陈毅在重庆任《新蜀报》编辑，郭勋祺也于同期调重庆任川军65旅旅长，那时候陈毅经常给郭勋祺讲一些革命道理，郭勋祺很是赞同，也因而受其影响。

1925年8月，郭勋祺在重庆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导的国民党省党部的进步活动，并与杨闇公等一些中共党员交好。

1926年9月28日，郭勋祺参加了杨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客观上支持了杨闇公后来领导的顺泸起义。顺泸起义后，郭勋祺因受刘湘猜忌，从而被罢免军职。此后郭勋祺仍然在私底下支持中共革命活动。

1927年3月，重庆三三一惨案前，郭勋祺多次冒险为杨闇公等中共党员传递消息，并讲陈毅藏在他的公馆掩护，还在事后从陈毅上了离开四川的的船。

不过，随着大革命失败，郭勋祺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也戛然而止。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过境四川，刘湘曾奉蒋介石之命，派川军围追堵截红军，其中格外有名的就是郭勋祺打的“土城战役”。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建议下红军打的第一仗。

此战毛主席亲自到一线视察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为高地，如果敌人孤军深入的话，集中红军主力是能够打的赢追击敌军的。

可万万没想到，当时负责追击的川军郭勋祺部并不是不到四个团的兵力，而是有六个团，并且还是齐装满员，精神饱满。

红军光是对付川军已经不容易，况且当时周围都是增援的敌军，因此毛主席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选择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尽管此战川军也损失惨重，郭勋祺为此不得不后退十五华里暂避，但也成就了郭勋祺名将之名。

不仅如此，郭勋祺也在土城战役后，受到刘湘、蒋介石的“通令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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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与我党重新建立联系还是在抗战时期。

1938年春，郭勋祺因抗战有功，升任50军军长，同年夏天又因率部进攻芜湖，牵制日军第105师团，晋升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当时，郭勋祺率部驻防皖南的南陵、繁昌、铜陵地区，与新四军的驻地相隔不远。新四军还派代表联系郭勋祺，两军达成合作意向，多次联合作战。

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还多次到郭勋祺的军部去，两人念及当年交情，均感触颇多，陈毅还多次建议郭勋祺，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之后，郭勋祺数次请新四军陈毅、谭震林来50军演讲。

不仅如此，当时新四军还派了夏育群到50军，任新四军驻50军的联络代表。

为了抗日大局计，郭勋祺在与新四军交往的过程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做了不少有益抗战的事情。

比如在1938年秋，郭勋祺听说新四军缺少枪弹，补给补充也很困难，特意从自己的部队中，抽调一批武器装备送给新四军，总共有三次。

新四军为此还特意写了封感谢信给郭勋祺，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还在夏育群的陪同下，专程到郭勋祺的军部去致谢。

不过，很遗憾的是，郭勋祺与新四军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同陈毅的关系，引起了蒋介石忌惮。

郭勋祺很早就收到过蒋介石“防共”的密电，可他不仅不为所动，还将此密电给夏育群看，意在提醒新四军要早做预防。

后来50军政治部陈去惑向蒋介石告密，惹得蒋介石震怒。

1039年秋，蒋介石借口“贵池战役”郭勋祺作战不利，撤了他23集团军副总司令、50军军长地军职，当时郭勋祺正在前线视察阵地，闻讯后也是大为恼火，他对师长孟浩然叹息着说了一句：

“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就这样无辜地断送了！”

当时在场的中校营长张某立即站起来说：

“太不公平了，我主张掉转枪口！”

郭勋祺立马劝阻他：

“我郭勋祺决不做民族罪人！”

孟浩然也宽慰郭勋祺：

“军长，抗日救国的机会，不是没有的，我们始终是跟着你走的！”

不过，从郭勋祺当时的反应来看，很明显是在提防什么，因为郭勋祺从前线返回后，还特意派参谋温念君到云岭去找项英，并当着项英的面提出了有关意见（资料没有提及，但应该是郭后来耿耿于怀的起义或者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儿）。

项英婉拒了郭勋祺的提议：

“现在是团结抗日，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

不过，应该明白的是，当时项英拒绝也不无道理，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国共二次合作的前提下，不少资料中后来提及此事，还称是陈毅拒绝了郭勋祺，这里特别做一个澄清。

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了郭勋祺的心病。

1940年8月，郭勋祺被调回重庆参加陆军大学特五期受训。

更令郭勋祺心痛的是，就在他被调走不久后，皖南事变爆发，他一手带出来的50军中，有两个师参加了对新四军作战（即144师、新七师），这其中144师更是郭勋祺起家的部队。

郭勋祺当时在重庆，听闻这一消息后，感到万分震惊，他后来同夫人罗显功还说起过这件事：

“当蒋介石密电防共的时候，就把原电给夏育群看了，夏是向项英汇报过这件事的，应当引起新四军重视，继后我因‘通共’罪被撤销军职，这是一个响亮的信号，就更应该引起他们重视，这次事变并非偶然，新四军损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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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从1939年冬被解除军职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坐冷板凳，很难有所作为。

一直到1947年冬，康泽请求蒋介石派郭勋祺出山，蒋通过曾扩情逼迫郭勋祺，郭勋祺被逼无奈，这才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

郭勋祺在上任之初，康泽对其还颇为重视，毕竟郭勋祺“名将”之名在外，而自己又不通军事，各方面都要依仗他。

可康泽后来了解到，郭勋祺历史上就有“通共”的情况，态度一下子就冷淡下来，对郭勋祺的一些建议，也都当成了耳旁风。

1948年7月襄樊战役后，郭勋祺被俘，刘伯承闻讯特意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到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

在宝丰，郭勋祺见了陈毅，谈及当年往事，还颇为埋怨，但陈毅劝他：

“那个时候怎么行？大局是团结抗日，还没有撕破脸皮嘛！如果我们接收了你们，就在政治上犯很大错误。蒋介石就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不抗日，挖国民党的墙脚。翼之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该呕这个气！再说，当时我们的条件差得很，你这个当大兵出身的人可能吃得消，可是你那些部下都能像你吗？所以，翼之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陈毅一席话，也解开了郭勋祺心里的疙瘩。

此后数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张际春等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领导干部相继登门拜访郭勋祺，耐心开导他的同时还为其讲了全国解放形势。

不过，有件事颇耐人寻味。

郭勋祺是在战场上被俘的，但在后来并未被当成战犯对待，可见郭勋祺思想上其实早有变化，只是一直没有同我党接触的机会。

如果郭勋祺不是被突然派往襄樊，而是一直留在成都（郭勋祺被接触军职后，就在成都定居），后来也会参加起义。

1948年九十月间，郭勋祺接受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利用川军同袍的身份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并借机进行策反工作。

有资料显示，郭勋祺在动身之前，在刘伯承、邓小平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农历除夕，郭勋祺秘密从南京乘坐飞机前往成都，在途经汉口时，他秘密会见了时任华中“剿总”高参的杨续云，力劝其要认清形势，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定。杨续云采纳了郭勋祺的意见，随即辞职返回四川，并于1949年12月在自贡起义。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郭勋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从他到成都之日起，国民党特务就对他展开跟踪。在极为危险的情形下，郭勋祺仍不遗余力的奔走，并积极联络旧部，展开策反的行动。

1949年5月，郭勋祺与中共四川临时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此后一直在四川临工委的领导下工作。

同年12月，经四川临工委批准，郭勋祺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司令部，并自任司令员，他陆续派出了多名代表奔赴各地，与各地的旧部联系。

当时，郭勋祺听说蒋介石要秘密逮捕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的消息后，还连续派人送信给三人，要求三人迅速转移。

几乎与此同时的是，郭勋祺做通了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工作，并促成了该兵团下辖的第六十五军全部、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及第三十军一部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陆续担任了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四川省体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1959年12月28日，郭勋祺在成都病逝，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