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解放战争首个率部起义，为何2年后被捕，部队番号也被取消？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他是解放战争中首位宣布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给两党都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特别指示，要以他为榜样，在国民党内部开展“高树勋运动”，争取发动更多的爱国将领加入人民军队阵营。

然而在两年后，高树勋却被抓了起来，他麾下的部队也被取消番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前，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高树勋与我党的交集，其实早在红军时期，他就错过了一次起义的机会。

高树勋本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中原大战后所部被改编为26路军17师，参与了两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蒋介石对于这些改编而来的“杂牌军”并不信任，第三次“围剿”失败后，26路军奉命驻守宁都，由于连续的征战及难以适应南方的天气，26路军的伤、病号特别多。

偏偏蒋介石依然在拼命压榨26路军的后勤补充，导致军中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数月的时间里病死上千人。

高树勋无法改变部队的情况，心烦意乱之下就私自离队到达庐山，此举倒是间接促成了26路军宁都起义，或者说，他因此错过了一次起义的机会，如果这时他早早投向人民，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宁都起义后，蒋介石对高树勋等人更加提防，到抗战爆发之初，都只给了高树勋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的职务。

不过随着战争形势恶化，老蒋也放松了排挤，高树勋这才有大展拳脚的机会，此后历任新6师师长、新8军军长等职。

一开始他对于我党也没什么特殊感情，双方还发生过严重的摩擦。1942年11月华北发生大旱，高树勋还让人在濮阳抢走了我冀鲁豫军区50余车粮食。

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闻讯大怒：这些都是老百姓自己勒紧裤腰带来支援我们的，顽军这是欺人太甚。去把他们围了，要求他们把粮食还回来，如果要顽抗，那就武力解决！八路军在宋村将高树勋部围住后，他们才把30多车粮食交还。

眼看对方还敢贪墨，冀鲁豫军区指战员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动武，司令员杨得志虽然生气，但还是保持了克制，他只让各部提高警惕，并没有下令攻击。

然而没想到的是，高树勋知道八路军缺粮后，率先发起攻击，他让两个团进占清丰县的东北庄。被人欺负到头上，没有不还手的道理，杨得志亲自率部前往东北庄指挥，双方很快交上火。

高树勋早有大打的准备，立马又调来四个团，其援军从侧后迂回至东北庄东南方向，三面同时对八路军教导第3旅7团3营发起进攻。

3营9连在最前线，由于面对着数十倍的敌人，即便9连的战士再勇猛也无法相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见部下伤亡惨重，杨得志不再留情面，连忙调机动部队向敌军展开侧后迂回，很快对敌形成一个包围圈。最终高树勋因为部队伤亡过大而撤出东北庄，杨得志并未追击。

此战高树勋部伤亡600多人，还有200多人被俘，他本想趁机占便宜，结果却损失近千人，心痛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八路军虽说是胜利，但也付出了250多人的伤亡，双方算是彻底结下梁子。

让人意外的是，没等双方再度开打，日本人就进来搅局了。

这里不得不说高树勋也是条抗日汉子，他的结义兄弟石友三做了汉奸要拉拢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没有动摇，还找了个机会除掉石友三这个祸害。此后日本人多次威逼利诱，高树勋也坚决不从。

东北庄冲突后不久，日本人为逼迫高树勋做伪军，对他发起突袭。由于日寇拥有火力优势，高树勋部很快伤亡数千人，情况岌岌可危。

杨得志听说这个情况后，当机立断说：我们打归打，但是也要以民族大义为重。随即派出两个旅去掩护高树勋撤退。

正是因为有八路军的支援，高树勋部才成功地移到范县，然后过陇海线，转危为安。不久，八路军还将收容的高部失散人员和枪支全部归还。

如此义举，让高树勋大为感动，他对前来护送的八路军人员说：还请帮我跟杨司令带句话，八路军对我仁至义尽，从今往后，我绝不会跟八路军打仗，请八路军相信我。

之后的高树勋说到做到，双方相安无事数年，且高树勋还多次回报我党。

1944年8月，地下党员王定南被汤恩伯扣留，在经过高树勋防区时，高树勋出手相助，恢复王定南的自由，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不久王树声奉命进军豫西，国民政府听说电令高树勋率部阻拦。但高树勋拒绝乱命，在跟王定南沟通后，他还让王树声通过防区。

这些事迹，让我党看到了争取他的可能。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悍然进犯解放区，高树勋也被命令向邯郸一线进攻。

他本就被蒋介石排斥，这些年与共产党交下的友情也让他非常反感这种同室操戈的行为，当前线国军接连战败时，高树勋终于下定决心。

他写下一封密函，让王定南交给刘、邓，经过确认后，高树勋于1945年10月30日在邯郸以南的码头镇，率一万余人起义。

这是个非常重大的举措，为表重视，刘伯承、薄一波次日清晨就赶到码头镇予以慰问。不久，高树勋成功入党，介绍人是邓公和薄一波，他的部队也没有被打散，而是改编成了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仍是总司令，王定南任总政治部主任。

为了彻底改造这支部队，晋冀鲁豫中央局派出很多政工干部前去做工作，没想到的是，有一些干部对改编过于心急，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政策。

他们将这些旧军队看成老八路，以为一说对方就能听，完全没考虑过对方的接受情况，他们发现进展过慢后，以为是军官的问题，就鼓动士兵排斥军官，这种错误的方式，使民主建国军内部有很大的怨言。

个别极端的干部还刑讯逼供制造了“华岳纵队”假案，让起义官兵人心惶惶，逃跑的事件时有发生。

1947年3月，一直从事保卫工作的杨奇清调任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没多久他就收到举报，说“高树勋指挥的民主建国军正在策划暴动，企图阴谋叛变”。

由于举报是前去整训的干部发出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特别重视，接着就开始抓人、审查。高树勋、王定南被扣押，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麾下指战员酌情编入其他部队中。

这个惩罚不可谓不重，但在审查了近一年后，什么证据都没找出来，邓公1989年时还回忆过：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中央局搞清楚是冤案后，高树勋、王定南等人重新出来工作，高树勋担任过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这个职务还是很高的。

建国后，高树勋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1972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比较遗憾的是，他的头上一直戴着“帽子”，至死没有脱下，直到1983年纪念邯郸起义38周年时，中央才为他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