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常想，要是把人类文明比作一场接力赛，中东文明大概算是起跑很早的那一个，他们早在九世纪就动手把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学问一一翻译过来，该有的书、该懂的数、该试的法，差不多都收齐了，可这些玩意儿到了他们手里，就像进了屋就没人再碰，没见谁拿去接着做，没见谁拿去改一改，也没见谁拿去试出点新名堂，时间一长，火苗慢慢就灭了。
托勒密的故事或许能给出一点答案，这位被后人叫作“古典哥白尼”的天文学家，其实更像一个在占星和天文之间来回摇摆的人，他的《占星四书》里满是狮子座天生有王者气运这类说法，而《天文学大成》却全是精确的计算和数据，这种分裂不是偶然，古代社会里，光研究星空没法种地，也没法打仗，占星能说准吉凶，天文只能讲星星在哪，选哪个一目了然。
中东的学者像被绑住手脚的人跳舞，每做一次研究都得先想着怎么用得上，盖伦解剖人体，一边要治病人，一边得用体液说道理，天文学家算星星的位置，一边要推算轨道，一边还得给占卜结果，理论从来不是为了明白道理，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事，所以知识一直停在实用那层，没法往上堆出一套完整的科学来。
欧洲中世纪的转折点，或许就藏在那些看起来荒唐的经院哲学里，巴黎大学的修士们争论天使能不能站在针尖上跳舞，他们其实是在练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不靠实用，只靠逻辑一步步推下去，这种练习慢慢积累，到伽利略那会儿终于炸开了，像一根压得太久的弹簧突然弹开，反过来看中东的学者，他们手里的知识比谁都多，可总想着知识得马上派上用场，像背着金矿赶路的人，不敢歇一口气。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最讽刺的不是谁赢了科学革命，而是我们曾经笑过那个“没用”的问题，托勒密在星图上标黄道宫位时，根本没想到，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天文计算，几百年后在欧洲，竟成了改变世界的那根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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